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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始末(四)

发表时间: 2015-05-19 16:01:07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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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上海方面对香港的做法完全同意的说法,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开始即“不以港方举动为然”。继后是对香港的举动愈来愈不满。现在再从民盟中委范朴斋日记中看上海方面对三中全会的不同反应。 


范朴斋是放弃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公职参加到他认为从中看到中国前途希望的民主同盟的,是“中间道路”的积极拥护者。范对张澜十分敬重,工作上甚得张澜倚重,张澜许多代表民盟所发文告和私人书牍都出自他手。范留下的 1944年12月1日到1949年7月7日日记,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范朴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948年1月9日:“接茂荪来函,似不以港方举动为然。”


“茂荪”,叶笃义字。民盟解散后,他一直跟随张澜留在上海集益里。当时留在上海的民盟中委有黄炎培、罗隆基,还有史良、楚图南、辛志超、郭则沉、罗涵先。他们不定时不定地还时有碰头会,交流彼此情况。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和叶笃义四人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核心。(以上均见叶晚年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1999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所以叶笃义这时给范朴斋信中的意见代表了上海“核心”的意见。


范朴斋这时住在北碚北温泉公园。在1948年1月19日接到从成都家里转来叶的信,这当然是上海方面对香港开会之初的举措、言论的反应。也就是说,一开始上海便对港方不以为然的。


接着再看范日记中反映的张澜对港方的意见:


3月10日:“给唯鲁一函,述明四川同志意见:听表老指示三事:1、培本;2、独立;3、静默待时。”


4月17日:“昨接茂荪函,转达表老意,港方如有召开全会宜拒之。谓其欲以少数控多数之计,予意正同。”


6月19日:“表老最近来的信原有这样一段话:‘岭南情形特殊,不能以之为训,有人从彼处来听听消息,亦属有益,但做法及主张,不能冒然盲从之也。倾有指示给港方:发来(“来”疑为衍文—笔者)文件时愿公等留意下列数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的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三中全会按中共宣传口径改“团结”为“独立”—笔者)。并记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集团。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绝非中立。以独立自主之立场,用诚恳真实之态度,与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奋斗。’”


前几则日记虽然已看得出张澜对港方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但简略笼统,后一则日记则看得出他说得十分具体明确。后一则日记所记张的意见,在“五·一”口号以后。


兹查《黄炎培日记摘录》:5月17日,“下午四时访努生,共表老,笃义听取张云川港归报告。”5月19日“下午四时,虹桥疗养院访努生、表老、笃义四人会谈复衡山信。”


由此可知,是张云川从香港来,带到沈钧儒信,并口头报告香港盟的活动情况。“核心”四人计议以后,复沈信。信的内容,即是6月19日范朴斋所记张澜来信的内容。


张澜针对三中全会开幕一直到“五·一”口号以后,三中全会文件和沈钧儒等的谈话和活动,一味为中共叫好,把中共口号全部搬用,对时政论述全为中共言论翻版等等,明确指示港方:


1、对“彼处”(即明指中共)方面有其举措作些了解,“亦属有益”,但“不能冒然盲从”。


2、“独立”是民盟立党的核心价值所在,针对一段时间港方的“一面倒”倾向,强调指出独立立场及政策不能改变。这里说个民盟领导人珍视独立的故事。1942年秋冬时节,周恩来由重庆专托张云川带一封密信,交在广西的梁漱溟。信中劝梁“去苏北或任何靠近他们的其他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同盟的据点,他们愿意帮助我开创一个局面来……我当时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拒绝了。因为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我就失去或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适合的。”(《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965页)独立立场在盟内是一再强调的,是自己的“党格”,必须坚守这个阵地。必须以独立自主之立场,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奋斗。


3、 “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政策,是民盟一贯主张。张澜在民盟解散时的个人声明。一再提到要“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而三中全会却把“团结”口号取消。张澜这里又重提包括“团结”口号,并说“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这里的“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都是把国民党包括在内的,都在“团结”之内。此项政策至今未变,是对“一面倒”路线的有力驳斥。


4、严厉批评港方把“独立”和是非曲直之间不能“中立”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以偷换概念手法来为“一面倒”作理论根据的严重错误行为。


 


沈钧儒在2月2日记者招待会上说:“必须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认清敌友,在是非之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没有‘超然的’或者‘中间路线’的存在可能。”


这里“超然”就是“中立”的意思。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是非之间不能持中立态度,“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这里只是指在民主与反民主,是非曲直之间不能“超然”“中立”,而不是指在国共两党之间不能实行中立独立的路线。但他在这里把“超然”与“中间路线”等同(而中间路线是指民盟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立政团的政治路线),即是说,你既然辩了是非曲直,你就必须放弃你的独立的“中间路线”;放弃独立的“中间路线”,就自然是“一面倒”了。


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内涵的“中立”概念问题。这一个问题,在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为避免有意无意地混淆或歪曲这两个概念,就辨析得非常清晰明了。那次“政治报告”说:


民盟一再表明,民盟一成立,便是“在两大党派对峙中,树立一个独立的中立的集团”,后来于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亦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和平、统一、团结、民主。”在这里,独立与中立,是同一个东西。


民盟“一大”政治报告接着说:“但是所谓独立与中立,并不是不辨是非曲直的乡愿”。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对“不是乡愿”就明白说是不能“中立”。“报告”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张澜在这里指出的“明辨是非,绝非中立”,就是指的这个“中立”。


1947年4月2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中提到民盟独立立场时说:“所谓独立的,乃民盟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政纲,自己的政策。惟其如此,我们的言论与行动,祈求明辨是非曲直,无所谓中立,更决不偏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22页)这里所说的祈求明辨是非曲直,无所谓“中立”,就是指的这个“中立”。


显然,这里前后两个“中立”是两个不同内涵的“中立”概念。沈钧儒不是不知道两个“中立”的不同内涵,却偏偏混为一谈。


长期以来,有一些学术著作便是这样来解释民主同盟“政治立场的转变”的。


比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由汪朝光编撰的《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一书,就是这样来解释民盟必然向中共“靠拢”的。此书在引述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以后,就据此说民盟“当然就应该反对国民党。这样,民盟政治立场的转变,就得到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解释”,“至此,民盟的第三方面或中立立场亦难以保持……”。而且说民盟在国民党制宪国大召开之际表示:“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名词应成过去”,(直接引用,未注明出处。以上均见汪著第188-189页)与沈钧儒的说法如出一辙。


对汪先生,应该多说几句:民盟二中全会召开于1947年1月,这时蒋介石继续坚持其ducai专制用心,已是尽人皆知。民盟在这里重申它在“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不是乡愿”的观点,是仅就这一点声明“没有中立的余地”,并未说过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已不是一个中立的政团了,这与此时期民盟多处声明第三者立场不符。还说民盟在这时表示“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名词应成过去”这样重要的话,又不指明出处,是不负责任的。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民盟的历史如今已屡见不鲜,在盟内沈钧儒可说是首倡者,而这位汪先生却在民盟二中全会时期便据以作出这样的论断了。


 


再从范朴斋日记中看持独立立场的其他民盟领导人梁漱溟与周鲸文等人对港方举动的反应。


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来又声明退出民盟,但这位民盟的创始人(张君劢称其为“民主同盟之父”),与民盟的关系是割不断的。1946年11月,梁漱溟退居北碚金刚碑勉仁文学院著书立说,声明对国事只言论不行动,对民盟命运仍十分关切。当时范朴斋被捕恢复“自由”后,避居北碚北温泉公园,二人住地距离很近,经常晤面。民盟的事,便是见面时的话题。


周鲸文字唯鲁,与张学良为少年时朋友,留学日、美、英,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法学院长,代校长。抗战时期赴港办《时代批判》,推崇民主自由,维护人权,多次与沈志远、邓初民等有文论辩,后长期寓居香港,1941年加入民盟,为中常委,后曾去台湾会晤张学良。周在东北颇负人望,中共曾安排他为东北某省副省长。范朴斋1935年在甘肃省任凉平行政专员期间结识张学良,二人对国事见解颇多共识,甚为投契,故范与周鲸文关系亦甚好。周力主民盟信守独立自主路线。


范2月27日日记:“早约松涛洗澡,餐后偕访漱溟谈半小时。松问以对四川同人有无指示,梁以‘不动’答复。更表示无与香港联络之必要,意似消极。嗣据始言,见报港竟有主张‘清算黄、梁’之说,真荒唐之至。昨日中央社香港电宣布,三中全会政治报告指为已公然变成中共附体,平情而论,如沈、章辈把持结果,亦只有受中共操纵之一途。若然,确无与之联络之必要矣。梁以此意询予,予只默然。”


“松涛”,即张松涛,为民盟四川省支部组织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分部委员,后奉省支部主委张志和之命去香港联络。时盟内香港左翼分子围攻梁漱溟、黄炎培,是中共组织批判中间路线的一部分,而以梁为重点。范朴斋于此说“梁以此意询予,予只默然,”是因为范是同意梁的意见的,但范上了周新民的圈套。周新民给范写信:“属予派代表出席三全会,谓已报告表老,行将复业”。(1947年12月27日)范意既然表老都同意,于是同意授权周代表他出席会议。尔后看到很多偏离原来政治路线之举措,很多不能同意的地方,日记中有很多这方面议论,“但予既有代表,决议应拥护”。在这里,他是同意梁漱溟意见的,但他不好说出口,处境很尴尬。


3月7日日记:“漱溟来交到周唯鲁函(以时计算,此函必系经检查过的),据言周新民、沈钧儒等操纵民盟,甘为中共附庸,举种种事实为证。沈老不学不思,而惟沽求进步之名。周则疑本为中共份子,惟其尚听表老指示,或亦为中共意旨。全代会不开,尚可挽若干风气。然而国民党偏偏压迫吾辈,奈何。不惟不义,抑不知(智)甚可恶也。”


周鲸文因长居香港,故参加了三中全会。但他与港左人士不合,虽为民盟中常委,未能进入权力层,而且在批判“中间路线”时,成为活靶子。从《民盟史话》中可以看到一点他的影子。《民盟史话》说:“有个别人是东北大地主,对中共《土地法大纲》持反对态度。也有个别人担心美国拥有原子弹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主张公开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会议本着‘批评不忘团结,团结不忘批评’的精神,认真探讨,坦诚争辩,最后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有关文件。”


一届四中全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1948年1月至6月的工作时,说到当时“我盟内反帝立场不稳之盟员……被美帝驻港外交人员记者利用,公开承认盟内有为中共利用之左派盟员与彼等立场不同,而使美帝、英帝、国内报纸不断地刊载民盟某某要员承认‘民盟内部分裂’,‘民盟左派为中共的尾巴’之类的谰言”。说明盟内当时确有抱这种看法的人,这人很可能就是周鲸文。


民盟领导层对中共派其党员潜伏盟内,企图操纵民盟,十分愤慨和不安(以后将谈到这个问题)。这时范已怀疑周新民的中共身份,但又认为他“尚听表老指示”,而又想“或为中共旨意”。范这里说周尚听张澜的话,而又怀疑是中共玩的障眼手法,代表了当时盟内许多人的看法。


持独立立场的张东荪,此时正埋头著书,在与范的通信中认为港方“徒唱高调于事何益”。


范朴斋上了周新民圈套,授权周代表出席会议(后安排周鲸文代),因此对会议只能拥护,不能公开说不同意的话。但在日记中私下所发议论不少,试摘录一些,以见这个层次的民盟人士思想状况之一斑。


如:“紧急声明”中提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一语,显已超越向来之主张及立场了”。范又认为三中全会宣言所提之口号“而确然为地下革命团体矣。固由政府所激成,而更明朗的偏向中共,几已沆瀣一气,亦将使若干人不能赞同……”。范看了“政治报告”后“有不尽同意处。据所表示,只一味为中共帮腔而已(如赞成土地改革而自己并无一套办法,则改革之说只是赞同中共那套主张,殊无独立性,又以美蒋并称,不特欠妥,亦只唱高调而已,不敢苟同也)”。对“五·一”口号也有看法:“报载中共五·一口号,来个新的政治协商,以筹一个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便可以产生宪法,产生政府了,如是则已走到绝路僵局,无从打开团结和平之门……全国人民和平解决问题之希望,更成幻梦矣,可为痛叹!”


范朴斋日记中这些议论,代表了民盟一般中委层的意见。这就说明了出席三中全会代表的狭隘性的原因。如筹备时辛志超(中共)在上海去函征询在成都的潘大逵(中委)意见,说:“前此解散民盟,只少数人意见……欲继续支持下去”而征询四川同人意见。潘大逵立即顶回去说:“何人想维持,维持下去做什么。两事无决定,此间朋友无从表示意见。”(1947年11月25日日记)。


因要凑够法定人数,甚至造成声势,香港方面无疑对所有内地中委都发函要求出席或委托代表出席,但内地中委应者寥寥。以四川来说,中委有鲜英、潘大逵、马哲民、张志和、曾庶凡、罗忠信,除范朴斋中圈套委托人参加外,其余均无反应。还应注意到,以上的人在以后反右派运动中,无一人幸免。


上面只说到“五·一”口号后上海“核心”对港方的举动的反应。据叶笃义回忆录,到1948年10月间,这时沈钧儒和章伯钧已经北上解放区。“核心”四人开了一次会,由罗隆基执笔,以留沪民盟中委名义,向中共提了一份建议书。主要内容为:“1、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2、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3、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鉴于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失去了这个自由);4、在盟内的中共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在中委座谈会讨论时,史良、楚图南、郭则沉提出反对,这个建议书被取消,但是最后还是以中委致函沈钧儒、章伯钧的形式,要求他们向中共提出以上建议。这封信是叶笃义交给去解放区的吴晗转的。(以上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67页)。


这封建议信反映了上海主要领导人的独立立场、政治主张和对中共党员潜留盟内的不安,同时也进一步反映了港沪间的政治道路倾向的歧异。


 


经费问题也反映了沪港间的分歧。


民盟有一笔基金,是由张澜向几个秘密盟员刘文辉、龙云、潘文华等募来的,由张澜亲自掌管。香港要开会。必定要向张澜要一笔钱作开支。据叶笃义回忆录说:“先是不赞成这样一个会”,所以在上海的其余中委辛志超、史良、楚图南、郭刚沉都委托代表出席,罗涵先亲自出席,张、黄、罗、叶四人“核心”都拒绝出席,所以在经费上也不支持。可能香港继续以勉强凑足法定人数的全会名义要求经费,“等三中全会召开成事实之后”,由叶笃义经手从基金中“汇至香港成万的港币”(均见《虽九死其犹未悔》第68-69页)。可能中间中止过汇款。而香港方面剥夺了张澜领导权,却善于做经费工作。现知到1949年初仍由张澜向在港的龙云募盟费。事见《黄炎培日记摘录》。1949年2月26日“至浅水湾177访晤龙志舟(云)畅谈,(1)张表方致意民盟需HK10千元,即慨允……”。3月5日“周新民来示我张表方笺,嘱新民向龙志舟募两万元(原募一万元已面允)”。3月6日“周新民来长谈盟务……见告昨见龙,对续募一万元允待筹”。但千家驹却说,上海方面说香港做法太左,经费上“予以留难”。千家驹在悼念沈钧儒的文章里说:“当时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些民盟领导人,非但不支持香港民盟组织,反而在经济上予以留难,因为民盟的财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认为香港的做法太左了,他们不赞成一边倒,害怕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香港民盟的经费一部分靠大家掏腰包,一部分是靠借债来维持(民盟机关的房子押租是陈汝棠同志向朋友借来的,到解放后我们才把它还清),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千家驹不了解经费来源的全部情况,更不了解经费开支的全部情况。


(相关简介,作者丙丁,民盟盟员,本文为长篇《盟史札记》连载,请保持关注)


1948年民盟三中全会始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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