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图片展示


民盟与政治协商会议

发表时间: 2015-05-19 16:07:09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浏览:

重庆谈判决定由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和平建国方案和国大问题。至于地区问题,军队问题,中共本要求政协讨论,国民党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双方谈判久悬未决。民盟于是也主张由两党秘密商谈改在会上公开谈(见张澜政协会前接见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的谈话),是为政协三大议题,是战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会前,人民团体纷纷邀请出席代表开座谈会,呼吁代表要代表人民说话,党派的代表要抛开狭隘的党派利益,站到人民立场说话。成立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促进政协成功。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达目的,不许休会”口号。政协开会期间,每晚政协协进会邀请代表举行报告会,报告当天讨论的问题和进展情况。待会议达成五项决议闭幕后,人们更是群情振奋,奔走相告。八年抗战之后被内战阴霾笼罩的天空,豁然开朗。

当时在军事上处于弱势,而政治上老练的中共,也都深信“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并决定了参加改组政府的人员名单,还准备把中央机关迁到靠近南京的淮阴地区。

后来,政协决议遭到破坏,中国在民主大道上刚一起步,便转入歧途。但政协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事,它不仅表现在当时全中国人民的期望值是如此之大,它的路线也为中国政治文明留下宝贵的资源。

中国民主同盟从成立到参加这次会议,仅仅四年时间,由于它政治路线深得民心,赢得人民和社会舆论的积极支持,短短数年间就跻身于第三大党的地位。他的政治主张也深刻地影响了这次会议。

民盟的政治主张前已述及,可以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口号简括之。政协五项决议都包括在这两个口号之内;因为这是中国政治病致命之所在,是为“国病”切脉后的正确处方,得人民认同的缘故。张东荪后来曾对民盟的主张“调和美苏与使国共妥协”有一句话说:“这样的主张实在有极大多数人,这些人不在民主同盟,但却可说他们都站在民盟的背后”。(《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民盟当时其他一些主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能够深刻影响这次会议。

 一、政协在民盟的力促和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碰合中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是在重庆谈判中决定的。

会议源于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参政会上提出召集“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建议,后来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改提为“政治咨询会议”。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延安又改提为“政治会议”,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因放弃了“党派会议”,但接过六参政员意见改提为“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折中为由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一致意见。不消说,各方所提会议的名称,都是代表着各自的政治利益的。

所以,中共一直认为政治协商会议首创权是属于它的。周恩来在1946年12月18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一年的谈判及前途》中说:双十会谈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承认了各党派会议,……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努力取得的”。(《周恩来选集》上册第253页)

这里,周恩来把“政治协商会议”又变为“党派会议”了,并说各党之所以有地位是靠中共取得的;但他忘记了在重庆谈判时,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下,中共放弃了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口号,是民盟一直坚持二者的事。

其实这两个口号,原来是民盟认为协调各方面关系,解决现实国事问题的一贯主张。1941年民盟成立时的政治纲领便说:“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来解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梁漱溟还说:民盟成立宣言说的“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即“今天的政治协商会议,恰不外是当年我们一句口号之实现”,连同两个口号的提出,“可以复按”。(《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6页)

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在中共来说争的是政治地位问题,在民盟来说则认为是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好形式。所以中共在争地位已不可能时(承认法统),便可以放弃,而民盟则认为是原则问题,始终坚持。

重庆谈判《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对会议召开时间,有不同的态度。

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只有民盟是积极的,国共双方都认为还没有达到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足以支持在谈判桌上占有利地位的时机,所以它们态度都很一致——拖。

实际上,重庆谈判,国共双方都是被逼的:双方都为内外舆论所逼,又都为各自所依靠的背景美、苏的策略所逼。所以“拖”,也有由来。

民盟希望会议尽快照开,因为这时内战正激烈进行。民盟固然希望国家前途诸问题有待会议之召开而得以解决;更深切感到重庆谈判之后,双方声明“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墨迹未干,“双方冲突,益趋激烈”而痛心疾首,希望只有在停战下才能进行的会议的尽快召开。

民盟常委黄炎培、民盟发言人、民盟主席张澜及其中央常委,相继致函双方代表、领袖,发表谈话,一直反对内战,并发起陪都反内战联合会,为和平奔走呼号,敦促从速召开政协会议。其时昆明发生的“12·1”惨案所掀起的反内战运动,都与民盟组织在昆明反内战促政协召开密切相关。

1945年12月6日重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采访张澜时,张澜就极力主张迅速召开政协来解决双方战争问题。

重庆《会谈纪要》:“解放区问题中共提议交政协会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同意继续商谈。”这样,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就规定由双方对谈。对谈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是事态愈来愈严重。张澜首先批评重庆谈判规定“只谈和平建国方案及国大问题,对目前尖锐的内争问题不愿说”。于是“在上月(11月——笔者)十一日晚间,民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催促召开会议。认为与其双方秘密商谈军队、地区问题,商量到明年还是达不到结果的,不如公开谈,或者可以达到反内争的效果”。因为:“假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停止战争,这决议比各方代表的停止内争的宣言影响要大,这决议将为国际国内观感所系,双方都将有所顾忌”。

张澜认为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者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但我们能够发动舆论的力量,使双方都有所顾忌”。张澜自信是站在人民立场说话的,有“能够发动舆论的力量”。张澜说十一月十一日晚间的促进会,是很有成效的,双方都无话可说,“于是双方都赞成迅速召开”。(这次接受浦熙修采访的谈话,载《张澜文集》第242-244页)

但是“双方都赞成”只是当面的表态,背后又怎样?还有上面的决策者又怎样想?就很难说了。不管怎么样,民盟力促迅速召开政协是民心所向,社会舆论、报纸、杂志、集会大声疾呼是政协催生的内力,这是不能否认的。

中共对召开政协时间先是“拖”,后被逼上马厮杀一番,最后因形势变化而自愿召开。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后回延安,于10月28日电东北局: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在战场上,中共有一个六个月计划。谈判前后,发生了晋东南战役、上党战役、绥远战役、邯郸战役、津浦路徐州济南战役,六个月的攻城略地计划、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计划等等,预期目的还远没有达到。

而这时,第三方面的民盟力促早日召开政协。

周恩来对第三方面敦促召开政协的看法是:“各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一般地倾向于[早]开政治协商会议……而不热心于为解放区争几个省和几师军队,因为除去进步分子外,一般地均认为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又说:“一般人对谈判秘密进行总是不耐的,尤其是磨延于解放区和内战的争论上,而未提全国性的民主自由,他们是不满的。”(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10页。)

中共“拖”的政策遭到第三方面的责难(实际也包括国际舆论的责难),政治上感到很被动。11月11日民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会商政协会议问题后,周恩来致电延安:“关于政治会议,各方属望其早日开成。我方表示无兴,则将给人以我方消极的印象。”(《从延安到北京》)

这时,正值在苏军的故意刁难下与国民党在东北矛盾尖锐化,国民党东北行营撤离长春,表面上于中共极不利的中苏条约露出破绽,国民党对东北行政接收落了空,形势对中共有利。又有了“顺民心”打开政协之门的意图了。

回到延安后的周恩来于12月5日写了一个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一个由被动转入主动摆脱困境的策略——“转入政治攻势”。“攻势”是将政协议题重做调整为“以政治问题,尤其是施政纲领、改组政府、民选国大及宪草原则为主题,才能合于我们的政治攻势”,“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同国民党厮杀一场,也可能在厮杀中得到一些结果”。(周恩来:《关于重庆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0页,转引自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263页。)

于是,鉴于形势及国内外舆论,周恩来以准备同国民党进行“厮杀一场”的“政治攻势”的姿态,走进了政协会场。

前面说了,国民党对重庆谈判主要目的,一是作出姿态,“缓和国际视线”,二是以之“拖延时间”“俾国军抓紧时机”,以优势军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即开政协会)”。使中共像重庆谈判一样,在谈判桌上屈从于它。

但重庆谈判后,上述的“优势军事形势”并没有迅速出现。打通主要交通线(平绥、平汉、津浦)和控制重要战略据点都受挫折,东北行政接收意外受阻,靠美国帮助运送到东北的军队遇到重重困难,并未得到战场上优势。国民党对召开政协也抱着“拖”的态度。

这时,中美关系曾经历过史迪威事件的挫折,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以赫尔利对国共的调处不顺利而停顿,又发生国民政府东北接收遇到苏联故设障碍,又明显有扶植中共倾向,蒋介石希望美国干预。

美国始终是国民党的后台,但它更看重自己的利益,或者根本上是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为了在战后远东的战略地位,所以既有开罗会议扶助蒋介石的大举措,又有避免在亚洲登陆对日作战遇到更大牺牲,促使苏联出兵(时原子弹还没试验成功),而背着中国签订了有损于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美国对此时的中国希望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即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它认识到,国民党要想从军事上消灭中共已不可能,而今加上苏军在东北的因素更不可能。为了名正言顺地让国民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必须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容纳中共和其他民主分子加入政府。美国希望中国:一停止内战;二扩大政府基础;三实行民主政治,结束一党训政。

美国的这个设计,它估计不仅国际舆论通得过,无疑也是中国人民欢迎的,认为是“公正的”。马歇尔到中国后,到马寓所有“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和“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中国人来信”,他们“明白他们的国家处在危急之秋”,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我出使任务的成功”。(《马歇尔使华》第31页)这个设计更是美国远东最大利益所在。1976年莱曼•••••P•范斯莱克在为《马歇尔使华》写的绪言中说:“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也指出,创建一个强大而和平的中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它本身是可取的,同时对他们来说,又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可以以此作为节制或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影响的最好手段。”(《马歇尔使华》第9页)

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被召回国述职并批准辞职,27日即宣布极负人望的马歇尔为赴华特使。接着,发表了一系列对华政策声明,帮助“制止中国内战”、指出“紊乱的、分裂的中国,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现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光靠中国领袖们自己还不能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影响是一个因素”,“一党政府”的国民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同时也指出“自立性军队之存在,如共产党军队,不但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符合,并实际上促使它不可能实现”等等。

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当然是以它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在国际舆论上是得到支持的。苏联虽心知肚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层用意,也不能对此公开反对,而且不久(12月27日)美苏英三国莫斯科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部分也只能“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分子广泛参加政府……必须停止内争”,与美对华政策“一致”。但苏联内心是极为不满的。在莫斯科三外长“宣布这一行动后一日,苏联大使曾拜访他(蒋介石)并对他说,虽然苏联政府默认了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却认为是不智之举,而这样的行动是由美国政府建议的。”(《马歇尔使华》第450页)

中共当时处于弱势,东北局势还未明朗,特别又出现一个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公报,到此只能承认现实,有走着瞧的打算。

国民党本是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共,维持一党专政政权的,对美国改变政策,心存反对,但又不敢公开反对,便借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泄不满。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莫斯科外长会议就中国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只要他还是中国政府的首脑,他就不会接受涉及苏联政府或英国政府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行动”。(《马歇尔使华》第450页)。但这里只提了苏联和英国政府,并没有提美国政府该不该插手的问题。

而马歇尔也知道蒋的武力统一野心。他于1945年12月21日飞抵南京的当晚,蒋在官邸宴请马氏,据作陪的外长王世杰日记记的“餐后马氏与蒋先生略云:杜鲁门愿予中国战后复兴之一切援助,惟只能于美国舆论赞援之下为之”。就是说国民政府只能在停止内战、扩大政府基础、实行西方式民主,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才能得到援助,才能得到美国支持,蒋不能不听从。在这种形势下,蒋又以试图将中共溶于新体制之中的心态走入会场。

在国内人民迫切渴望和平、呼叫和平声中,出现了如邓野先生所说的一道“洋圣旨”,派来了“洋钦差”,促成了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二、斗争阵势及共盟合作 

 

1.中共对中间阶层的基本看法和政策的转变

出席会议的五方(国、共、盟、青、无党派)名单出来后,曾经准备厮杀一场的周恩来,对出席代表作了一个政治分析和归类。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

观此阵容,国民党并不能得到压倒的优势。以青年党作为国方与党算,国方得确定的十三人。我方加上郭(沫若)、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亦得确定的十一人。但青年党在民主问题上不能完全同意国方,而国方内部在省制上亦有分歧(孙[科]、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均赞成均权,只有CC三人主集权),故国方不及我整齐。至其他十四人,目前居右者四人(胡[霖]、傅[斯年]、莫[德惠]、钱[永铭]),居左者四人(罗[隆基]、东荪、缪[嘉铭]、李烛尘),余六人则居中(黄[炎培]、梁[漱溟]、表方、王[云五]、邵[从恩]、君劢)。若以赞成民主与否来划分,则君主派不如新旧民主派占优势。(方括弧[]内人名为笔者所加。国民党中的张治中后更为吴铁成。)

按照周的分析,国共对垒阵势为13:11稍居劣势;在“均权”即主张省自治,制省宪有利于解放区问题的,则占优势;以“民主”与“君主”(走专制道路)来划分,前者占优势;十四个中间人物中,左中右旗鼓相当。所以,周恩来对厮杀一场,颇具信心。

中共是经常以对国共的态度来划分左右并区分为阶级属性的。对他们认为“动摇不定的”“中间阶层”的分析:“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变成和事老;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劢、左舜生等,希望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载中共《南方局资料·统一战线》第67-68页)周恩来以上对民盟代表人士的政治划分基源于此。

中共对“中间阶层”基本看法如此,对“中间阶层”的关系又有一个由疏远到密切的转变。

政治协商会议中,中共与民盟密切合作的由来,须从两方面说起。

从中共方面来说,有一个抗日政策由拥蒋抗日到实行“三国志”政策的转变,又在国共的对峙中,中共统一战线发生了以国民党为第一对象到以第三方面为第一对象的转变,以致发展到政协时与民盟密切合作的历史事实。

苏联一直顾虑日本西进的侵略,所以积极主张中共放弃反蒋抗日政策为联蒋抗日,夺取政权,只能留待后日。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此时起草了《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解散了“关门主义”的“左联”。到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了fangong产国际条约,在两面受敌的形势下,苏联特别需要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所以逼着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护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战。苏联又放回了人质蒋经国。于是出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局面。为了中国能坚持抗战,也出现了抗战初苏联大规模援蒋,包括以低息贷款出售大批军火、飞机和派遣大批执行战斗的飞行员和军事顾问团等。许多飞行员还牺牲在中国(笔者曾在万县——今万州市公园见过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墓地)。

斯大林为了使中共能坚定贯彻拥蒋抗日政策,于1937年11月派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回国。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拥蒋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得到中共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并推王明为即将召开的“七大”政治报告人。接着王明以长江局书记身份,以周恩来、博古为副手到达武汉,与国民党建立良好的关系,协力抗日。1938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总结中提出抗战由国民党统一军令的七个统一主张。七个统一,即: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作战行动的统一。

1938年稍后,中共内部斗争急剧变化,毛泽东解决了张国焘后,接替王明为驻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泽东便凭借这一优势,改变了中共抗日政策。

这一政策的改变是在1938年9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生的。会议开始时,当着王明等的面,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还称蒋先生与孙中山先生为前后两个“伟大领袖”,要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

会议拖延得很长(当时正抗日艰难时期,许多将领仍滞留延安),待王明、博古开参政会赴渝,周恩来、项英也因武汉危急先后离去,毛泽东即转变态度,在11月5日的闭幕会上明确告诉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击国民党军队。批判王明对蒋只联合不斗争,是“右倾投降主义”,决定撤销长江局,把王明调回延安,形同软禁。王明主持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抗日政策于是夭折。同时,前面说了,国民党也制定了防共、fangong、溶共政策,于是出现了“三国志”的格局,出现了梁漱溟说的国共双方斗争情况之严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双方使用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在中共的辞典上,出现了“顽固派”这个名词,蒋介石在内部则称中共军队为“匪”。

但毛泽东对斯大林隐瞒了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隐瞒的,便说是自卫反击。

在国共冲突背景下,1939年11月产生了作为调人的第三方面政治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引起了中共的关注,而且积极调整了一向对他们不甚在意的政策。

同年1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说:“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204页)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的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5-706页)

这样,中间力量在中共心目中,由不甚在意成为“重要因素”,再成为“同顽固派斗争时的决定胜负的因素”。从此,中共便把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解放日报》便以《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赞扬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强调是“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认为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

民盟派梁漱溟到香港办报,经费不足,中共便由廖承志派范长江出面假托不愿具名的“侨领”名义资助经费。但这是中共的资助,梁漱溟也心里明白。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以民主、团结、抗战为主题,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口号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应,特别是自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前后,一大批在全国负有盛名的教授和知名民主人士的参加,使民盟在知识分子中,同时在人民中的声望大大提高。

这一过程中,也由于蒋介石集团日益坚持ducai政治,为争取实施宪政,结束一党专政的斗争,为争取党派平等地位斗争,为争取人民人身自由、废除特务制度的斗争,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的斗争等,中共与第三方面都密切配合,站在一起,成为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的同盟军。国民参政会中,民盟领导人的有些提案是中共政治理念中不能接受的东西,也意外得到中共代表的联署和副署。如1941年11月25日第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以张澜领衔提出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其中“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不得……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这个提案,董必武参加为提案人,邓颖超参加副署。

到了1945年4月中共“七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成立一个有民主同盟参加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刘孝良等编著的《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中综合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关于民盟的讲话说:“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就确定了争取联合民盟的方针。毛泽东说过,民盟是要搞旧民主主义的,但它赞成联合政府,赞成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我们有共同点,所以可以联合,但有较大的动摇性,对国共两党是左右开弓,是中间派,可使之中立,或争取跟我们走。”(该书第162-163页)

自从“联合政府”口号引起各方面重视得到反响以后,中共就考量这场斗争的阵势。当时中共处于弱势,再加上今后政治会议中的“社会贤达”也必然是倾向国民党的为多,形势更加严峻。争取已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民主同盟,便成为斗争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把民盟1944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与中共“七大”(1945年4-6月)和国民党六全大会(1945年5月5日-21日)并称为“三大会议”(《毛泽东文集》上卷第852页),并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有民主同盟参加的联合政府,便是中共的必然选择。

这时,国共关系弄得很僵,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7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于是又有民盟成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参加的六参政员赴延调解之行。此行在与中共商谈中,中共又主动提出政治会议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三方共同推荐的无党派人士组成,国民党也同意,重庆谈判才由此确定了由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共、盟、无党派人士各九人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对民盟支持的另一个方面,是以《新华日报》为民盟作宣传阵地和报道民盟活动。民盟在成都先后创办过《华西晚报》、《民众时报》,影响力不大,重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创刊在政协闭幕时期,时间较晚。《新华日报》曾大量刊载过民主人士包括民盟许多领导人的文章,或接受记者采访,刊载民盟发表的文告、报道民盟的活动等。特别是1945年1月15日民盟发表《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新华日报》于1月26日全文刊载,引起强烈反响和轩然大波。据《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记载:“一月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个宣言。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出售这天的《新华日报》,并派出军警四处搜查,一经发现,即没收撕毁。《新华日报》同志遂将报纸抱至街头发给群众,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写信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说,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同盟宣言时,国民党当局动员军、警搜缴、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都发出去了,最后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他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并在电台广播民盟宣言。”(该书第264-265页)毛泽东致博古的信写道:“《民主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十项主张上打的红圈是若飞标出叫我们注意的,请不要刊落了。”(毛泽东《致秦邦宪》,转引自《民盟史话》)

尽管这个《时局宣言》有一些中共不能接受的东西,如“停止党化教育”等,但宣言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废除特务”组织等等,更主要的是提出了“联合政府”、“党派会议”、“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等对中共支持的主张。这可能就是毛泽东说的“民众情绪”和亲自出面鼓吹的原因吧。总之,这时中共与民盟是互相支持的。

国民党则说是中共讨好民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公函(渝三指字第0923号)又报告了《宣言》被扣后的情况说:“周恩来为讨好民主同盟分子,已条令该报重新用六裁纸印六万份,分送各地等情”。(《张澜传略》第96页)

前面曾说到张澜于“9·18”十二周年写成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不准发行,而《解放日报》于1944年2月21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详细介绍了此书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共通过交谊活动,增进了解,交换意见,加强与民盟的联系,也是双方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来得见长期在张澜身边为他处理文稿的民盟中执委范朴斋日记,其中记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林伯渠、董必武等与第三方人士相互“请饭”活动,异常频繁。而这时期特园成为参政员们(包括中共的)酝酿起草提案,各方面上层人士聚会沟通情况,商谈国事的“俱乐部”,董必武称之为“民主之家”,中共代表团更是来这里的常客。而到政协时期,中共的代表更是每晚必到与民盟代表分析情况交换意见,商讨斗争对策的地方。

民盟与政治协商会议(三)


民盟与政治协商会议
长按图片保存/分享

 

© 2019-2025 中国民主同盟安顺市委员会® 黔ICP备15005075号 地址:贵州安顺市西秀区东二环路口联心楼大厦4楼 电话号码 : 0851-33225313 电子邮箱 :asmmbgs@126.com  

52040202000072   技术支持:贵州纵横天下网络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了解产品
使用企业微信
“扫一扫”加入群聊
复制成功
添加微信好友,详细了解产品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