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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抗战疾呼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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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抗战疾呼

 

滇军借护法为名在四川进行靖国战争,张澜倾力维护四川的政局,面对狂妄至极的军阀,张澜无力回天,只能赴京述职。在这段时间,新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第二年又爆发了“五四”运动,张澜由此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当时,张澜“颇闻人言社会主义,欲一知其底蕴而苦于无书可读”,当他从梁乔山那里了解了“社会主义”后,“如行五里雾中,忽得晨曦之照射,快何如也。”(1)张澜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却把它认同为马克思主义予以欣然接受,而原因就在于“无书可读”,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这一社会理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澜曾就此事撰文《答梁乔山先生书》载于《晨报》,说“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2

191812月,张澜主持《晨报》,任常务董事,蒲殿俊任社长,并聘请李大钊做副刊编辑。李大钊利用这一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断增多,张澜的思想认识也逐渐提高,他在1929年所做的一次“怎样研究经济学”的演讲中,已能精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他在演讲中说:“我们应该晓得现在的经济学有两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前一种是以亚丹斯密为始祖而发展下来的;后一种是以嘉尔马克思为始祖而发展下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是一种静的研究,即是说它惯研究死体。社会主义经济学就不然,他用动的见地,用辩证法的方法,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作横的解剖外,又作纵的解剖。我们因而得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衰老,和它给我们所孕育出的新社会形态─大同的共产社会。换一句话说,就是它指出经济制度的新陈代谢,人类生产之进化。”(3

张澜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年岁已届半百,但他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依然孜孜不倦。张澜逐渐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因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亲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情谊“与日俱进”。

主张政治观点和实施基础教育是张澜实现自己理想的两个重要手段。有时并用,有时轮替。每当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他或是应邀出山,或是挺身而出,于沧海横流时力挽狂澜;风浪稍息、局势平缓,他便转身而去,继续教书育人。但他始终也没远离自己的政治追求。

1931,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守备队,接着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起攻击。驻守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第7旅部分官兵被迫自卫还击,由于蒋介石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被日军打得几近溃不成军,撤往抚顺、清原,日军仅以24人的伤亡就攻占了北大营。驻守长春地区的东北边防军也自发奋起抗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由于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进行抵抗,日本关东军几十天之内就占领了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全国各地纷纷爆发了抗日示威游行和罢课罢工。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又发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试图以所谓国际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对内则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苏区屡次进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试图消灭红军的妄想,并依然坚持抗战的立场。张澜不满于蒋介石所作所为,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持抗战的决心所感动,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抗击日本侵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1932年,中共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建立根据地,张澜有感于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抗战行动,为增强抗日力量着想,积极组织南充人民欢迎红军入川。川陕根据地建立后,张澜又劝说时任“川陕剿匪督办”的田颂尧不要牺牲自己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不过是想让地方军与红军作战,自己则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田颂尧接受了张澜的劝告和建议,派出代表与红军联系,使川北局势稳定,红军也得以致力于建立和治理根据地。

日本一直对幅员辽阔的中国虎视眈眈,阴谋入侵中国。1937,日军经过精心策划,在宛平城外举行所谓演习,谎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向宛平城发起枪击,接着炮轰卢沟桥,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抗战开始时,张澜已年过花甲,作为一个更加成熟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张澜在《新民报》上发表了五首抗日七言绝句:

其一

华北鲸吞谋久蓄,亚东吼狮睡初醒。

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拼痛饮。

其二

察北冀东待收复,交通平汉况卢桥。

一朝抗战兵先撤,坐使日儿作天骄。

其三

和平早失三原则,屈辱还劳几度谈。

从此国人应准备,北平哀后哀江南。

其四

塘沽何梅再协定,丧权忍辱祸遗今。

此时抗战应先绝,万骑平郊寇已深。

其五

雄才救国经尝胆,童子勿觞愿执戈。

民族复兴堪自信,终须还我旧山河。

 

通过这五首诗,表达了张澜坚决抗日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战争局势的忧虑。

“七·七事变”之前,中共车耀先等人在成都组建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张澜等民主人士根据张澜之子张崿的建议,写信给“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议组建“成都华北抗战后援会”。车耀先两次召集执委扩大会讨论此事后,决定采纳张澜等人的提议,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张澜任会长。

“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因形势所迫,准备建立“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向张澜等人提议将“华抗”并入“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双方经过协商,于7成立了“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张澜任主任。在成立大会上,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总动员,“冀以倾国之师,大雪积年之恨,敌忾同仇,曷胜奋勉”。(4)抗敌后援会成立后,领导和组织了“对日紧急绝交委员会”、“抵制仇货委员会”等组织,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省、市一致对日经济绝交。通电呼吁说:“日寇侵凌,邦交决裂,举国民众,愤慨同深,此间虽在西陲,抗战何敢独后,昨经本会决议,厉行全川经济绝交,各商现存仇货集中拍卖,严禁今后贩运,惟抵制仇货,首在杜绝来源,务须各地同时检查,执行使能彻底,特此电请贵会,对于上项工作,务采一致行动。”(5)由于抗敌后援会积极有效的工作,激起了全省各族人民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会上,张澜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刘湘、刘文辉等皆到会。张澜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并呼吁政府立刻把民众武装起来,开放学生救国运动,肃清汉奸,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会议结束后,群情激昂的民众举行了坚决抗日救国的大游行。之后,抗敌后援会组织开展了“抗救亡宣传周”等活动。193813日,张澜在成都组织和领导了“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13日的筹备会上,张澜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当天,成都各救国救亡团体纷纷出动,进行抗日宣传。下午,各界民众举行反侵略大会,张澜在主席台上振臂高呼:“开放民众运动!”“实行全民抗战!”“坚决抗战到底!”会场上呼声响应,掌声不断,成都救亡运动从此进入高潮,这次大会成为成都抗日宣传的一块“界碑”。这一时期,张澜还担任着一系列与抗日有关的领导工作。

 “七·七事变”后,四川各种进步刊物颇多,《国难三日刊》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进步刊物。《国难三日刊》借助于张澜在刘湘处竭力斡旋,才得以公开发行,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进步刊物。张澜还利用其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曾经安置和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张澜的学生李嘉仲、贾子群是老共产党员,通过他们,张澜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多次深谈抗日大政。

还在193210月,刘湘与刘文辉曾展开了四川军阀之间最大的一次混战。在刘湘胜局已定之时,张澜及时向刘湘建议,灭掉刘文辉不易,保留刘文辉对于抵御蒋介石欲控制四川的阴谋是一个有力因素,刘湘同意了张澜的建议,停止了对刘文辉的继续攻打,刘文辉所部被限于西康一带。1935年,刘湘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至此刘湘集四川军政大权于一身。“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鉴于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刘湘抗日便显得非常必要,并极具可能性。而张澜与刘湘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因此张澜的重要作用凸显。

1935年春夏之际,中共派张曙时、傅春吾等到四川开展统战工作,正值蒋介石逼迫刘湘将省府从重庆迁于成都,刘湘征求张澜的意见,而张澜的思考尚不成熟。张曙时等及时申明看法后,张澜认为很有见地。于是一方面由傅春吾致函刘湘,告之以抗日大义与迁省府的必要性,一方面由张澜亲往说服刘湘。在各方的努力下,1935,刘湘迁省府于成都。19357月,张澜说服刘湘派王干青与中共联系,中共代表李一氓到成都,刘湘安排了张澜、鲜英等与李一氓商谈有关事宜,最后达成中共与刘湘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后来,刘湘还资助红军一笔现金,购买了大量试验器材、布匹、药品等急需物资运往陕北。1936年冬,由于张澜的积极建议,刘湘派代表张斯可赴广西与桂系、中共三方磋商,于1937年春夏签订了《川桂红协议》,协议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主要精神。

张澜之所以热心联共抗战,与他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坚决抗日的立场和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他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和英勇行为甚为赞许,对中共所言所行予以大力支持。张澜曾经对侄儿张玠说:“国民党治国如许年,民不聊生。日本如今节节进逼,不去抵抗。共产党宣言抗日,为何不联合起来救国?!”(6

1936,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立即下令讨伐张、杨,而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向日本妥协。中国的政治局势万分危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杨邀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同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张澜获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甚感欣慰。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两天,张澜写了《抗日救亡的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一文,号召坚持抗日,并联合外国力量抗日,特别主张联苏抗日。张澜在文章中写道:“我国历年来惧日外交之结果,苟且偷安,不敢一言战。不独东北四省坐视沦亡,冀察疆土,一听残缺,浸假而有使日本不折一兵而吞并我之势,亡国为奴,迫在眉睫……设全国一致奋勇决心与日本作战,断不足以救亡。”(7)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澜感到事态严重,担心中国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陷入内乱,立刻与刘湘取得联系,达成共识。18日,刘湘发出《致国民党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电》,又于次日发出《致张学良电》,在电文中提出了3点建议:一、避免军事冲突,一切政治解决;二、尽快释放蒋介石;三、对于抗战诸事愿意“居间进言”。(8)在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张澜、刘湘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保持一致。

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张澜卓有成效的工作,刘湘从反共到亲共,并最终走上了率军抗日之路。张澜之所以能在对刘湘的统战工作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川中将领,皆澜旧好,不少雄奇”,惟刘湘“择善而师,度量宽大,能容忠直,不拒予违”,两人交往甚密,张澜谓与刘湘“相交廿载,指陈得失,信我不疑。”(9

1937年,毛泽东曾致函刘湘,问是否能资助在延安建立图书馆,刘湘欣然答应。办事的人准备送一万元,刘湘说:“一万元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刘湘批了五万元。

“七·七事变”后的次日,中国共产党发布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107,蒋介石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在表达了抗战的态度后,几次提到“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并表示只“应战”,不“求战”的抗战态度。(11)“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迫于形势所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分别以林彪、贺龙、刘伯承为师长。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与日寇作战。9,刘湘也亲率川军将士出川抗日,四川各界人士在成都举行欢送大会,张澜出席大会并致词:“此次暴日侵华在速战,我则利于持久战……川军冲锋陷阵,夙具特长,吾川目前之抗敌空气极为浓厚,战斗力既强,精神力量亦大。”(12)张澜在致词时情绪昂扬,声音高亢,极大的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在战场上,川军将士表现英勇顽强,但由于蒋介石将川军力量分割开来,致使川军战斗力减弱,刘湘几次请求蒋介石将川军汇聚,蒋介石迟迟不予答复,刘湘愤慨不已,致使旧病复发,于1938逝世。在清理刘湘遗物时,发现了他手书两句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早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留张学良,抗战亦爆发在即,刘湘就曾询问张澜,如果日寇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川军该怎么办?张澜恳切地对刘湘说,军人在国难之时,应该做爱国的将军,民族的英雄,抵御外侮,救国救民。“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刘湘致电蒋介石,请求出兵抗战。7,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长,期望共同抗日。刘湘抱病出川时,张澜关切地对刘湘说:“慎行全身。”并勉励刘湘“畴昔保川,如今保国,当勉力以赴,悠悠众口,谗诬自息。”有人劝阻刘湘不必亲征,刘湘感慨地说:“从前打了半辈子内战,报不出帐来,如今有抗战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这次调出去的军队,占了我半数以上,如不亲去指挥,不要半年就会被分化、吃掉!”(13

刘湘逝世后,毛泽东在1938给王干青的一份电文中称:“刘公新丧,国家失栋梁,川军失一主帅。”(14

张澜得知刘湘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于是作《祭刘湘》一文,表达自己的哀思:

“呜呼哀哉!辛亥以后,川乱频仍,如草蔓滋。公起其间,智勇深沉,卒能定之。俗士识浅,于公行事,或有微辞。论其大节,深堪钦佩,英杰所为。川中将领,皆澜旧好,不少雄奇。惟公对人,具有诚意,择善而师。度量宽大,能容忠直,不拒予违。相交廿载,指陈得失,信我不疑。川政循轨,建设旧国,三年于兹。中间所历,环境多碍,不免谗讥。拥护中央,统一抗日,矢志不移。冀察失陷,沪战复起,江浙频危。一朝受命,督师东来,胆寒岛夷。呜呼哀哉!出师未捷,大星遽殒,江汉流悲。三军痛苦,举国震悼,柱折天亏。呜呼哀哉!忆昔赴宁,国家大事,待工咨询。救亡必战,时论推许,李、白、刘、齐。胡天不吊,丧我元戎,突遇此时。呜呼哀哉!国难严急,复兴根据,咸谓川宜。今公之死,国故损失,川亦险戏。为国有川,出群才仗,继公伊谁,呜呼哀哉!”(15

在祭文中,张澜追颂英烈人品与才华,追述刘湘与其交好的关系,扼腕痛惜之余,忧思川中未来。

抗战爆发,全国人民大力呼吁上下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团结抗战,终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先是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有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与之相适应,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民主的政治协商机构。19384月,国民政府通过了《设国民参政会案》,同时颁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在武汉成立,至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10年,召开过四届十三次会议。张澜在参政会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权利,同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斗争不懈。

1938,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总额200名,其中大多为国民党员,另外为其他党派人士或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党有7人当选为代表,他们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四川省有四位代表,分别为张澜、邵从恩、谢健、胡景伊。会议于1938召开,7结束。一届一次参政会“最大的成就是,切实做到从行动上表示举国一致协助政府抗战事实。”(16)这是当时《中央日报》所做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周刊报道说:“此次会议,有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等七人接受了政府的聘请,参加了这次国民参政会议。他们七人曾经在会议前发表了共同的意见,向大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议案,他们在会议中曾经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睦的商讨决定了抗战建国的实施方案。”(17)在此次会议上,张澜与众多参政员一起共同签名,支持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邹韬奋这样记述在参政会上的张澜:“躯体魁梧、美髯的张澜先生,虽高寿已达古稀,而气概却无殊青年,对于四川积弊在会场上尤其口若悬河,气薄云霄……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前辈这样英勇有为,更不禁为国家民族快慰。”邹韬奋还竖起拇指称道:“张先生很好,敢说,敢为,在参政会中大家都很敬佩他。”(18)张澜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在会上,张澜与周恩来就团结抗日进行了交流,周恩来诚恳地向张澜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张澜颇为赞同,对于共产党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周恩来在谈到希望张澜能协助中共搞好在西南的统战工作时,张澜爽快地予以接受。与中共代表的接触对张澜以后争取民主、与专制做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811,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当时,抗日的局面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四处散布投降舆论,鼓吹中日“和平”。会议期间,张澜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汪精卫的投降思想,痛斥亲日投降派的叛国行径,并支持中共参政员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1939,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等发表《讨汪通电》,声讨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在通电中,张澜等人首先表明“求尽国民卫国之天职,自始以纯洁之心理,坚决的态度,主张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对敌抗战”,对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绝对反对”,并希望“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19)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的阻挠,通电被扣留,后幸得鲜英帮助,终刊于《新蜀报》,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39,张澜接受《新华日报》记者专访时,痛斥汪精卫为令人作呕之人,认为对于汪精卫,在打击其行为和思想的同时,要做政治的改进来粉碎其叛国行为。9,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反对妥协投降、肃清抗战战线中还存在的妥协投降分子的提议。在中共和张澜等人的积极努力下,9,国民参政会发表了《声讨汪逆兆铭电》。在电文中,宣示全国“汪兆铭等出卖祖国,已自绝于人类,凡其所言所行,悉为无耻罔义之言行,凡其所组织之机关,全为敌人所制造之傀儡,我全国国民应洞察奸隐,一致斥伐,以昭大义。”(20

在此之前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致词,要参政员们相信政府所作所为,实际是为反共做舆论准备,还要参政员们统一认识,与政府同心协力,实际上是想在思想上进行限制与控制。在这次会上,针对国民政府的专制腐败现象,张澜提交了《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列陈国民政府“百职少有负责之人,万事渐成堕废之象,机关繁多,成效鲜著,法令详密,实行甚寡。知其确当兴办,而徒事敷衍;知其深为弊害,而迄未能除。至于兵役办理不善,壮丁逃亡,土匪教匪无法肃清,日形猖獗。官吏多怀贪私,人民时生怨谤。”(21)这实质上是对蒋介石试图实行专制独裁的精神总动员的一种责难。

国民党早在1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出笼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面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张澜大义凛然,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限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如果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2219396月,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屠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等6位工作人员。8月,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向张澜等谈及此事,并说为了顾全大局不便公开。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这种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极为愤慨,对董必武说:“他们既然这样做,还顾虑什么?你们不好出面,由我来出面。”随即邀请在渝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于“特园”举行报告会,向全国通报了事件经过。然国民党未因广大爱国人士的呼吁、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放弃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40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逮捕了车耀先、罗世文等重要的中共党员,董必武派潘梓年专程由重庆到成都请张澜营救。张澜随即倾力奔走营救,并致信蒋介石,希望以统一战线为重,“无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但国民党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张澜营救无效,车耀先、罗世文等壮烈牺牲。接踵而至的是更大的惨案。1941,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千余人奉命北移,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8万余人的袭击,新四军激战7昼夜,除约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抗日统一战线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中共参政会参政员集体退出二届一次参政会。张澜等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予以强烈谴责。周恩来派人给张澜等民主人士送去《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有关资料,在国民党专制的暴政下,张澜立即秘密地把这些资料散发出去,让更多的人们了解皖南事变真相。

1939,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召开,针对国民党的限制异党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法令,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与其他党派的参政员一起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提出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借口“异党”和思想问题非法迫害人民。各党派共提出了6个提案,主要是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此类提案促使国民党提出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议案。这次参政会没有能阻止国民党对于中共的迫害,但是却在中国掀起了宪政运动。张澜等人所发起的抗战爆发后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即由此发韧。虽然这次宪政运动由于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而最终被压制了下去,但在野党派间的互为声援,则为它们走向合作奠定了基础。1944年春开始的第二次宪政运动最终也因国民党阻挠而告失败。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局面而开展的宪政运动,是希望通过立宪来达到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环境。但其实际意义已超过了有利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初衷。

193910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主要会员为国民参政员。它并非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但它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联系在一起,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建立民盟奠定了组织基础。194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当选为主席。当年10月,黄炎培辞职,张澜接任主席一职,直至逝世。在抗日战争后期,民盟主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加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

1943年,“九·一八事变”12周年时,张澜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述《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蒋介石将此论文列为禁书。在中共的支持下,该书得以秘密印刷后,在许多城市广为流传。第二年95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林伯渠在会上提出:“立即结束一党统治局面,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张澜积极响应、表示赞同。参政会结束的第二天,民盟即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期间,张澜爱国激情饱满,民主意识强烈,为全民抗战大力鼓呼,并积极投身全民抗战,自始至终坚信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他对外,主张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和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径做坚决的斗争。

1945,日本政府向中、苏、英、美四国发出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5日中午,日本天皇《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张澜彻夜未眠,面对胜利他想了很多,激动地发表了讲话:“从甲午年起,中国被日本欺压了52年……今天中国胜利了,这胜利是中国上千万人的血泪换来的。我想,无论在朝在野的人士,听到这胜利的消息痛定思痛,在万分欢庆之余必都有一种沉痛的回味,这胜利真来得不容易啊!”(23

索引

(1)《张澜文集》/34/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张澜文集》/34/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3)《张澜文集》/8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八年抗战在蓉城》/421/成都出版社/1994

(5)《八年抗战在蓉城》/50/成都出版社/1994

(6)《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68/重庆文史书店出版/1987

(7)《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68/重庆文史书店出版/1987

(8)《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90/人民出版社

(9)《张澜文集》/11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10)《八年抗战在蓉城》/50/成都出版社/1994

(11)《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上》/26/人民大学出版社

(12)《张澜文集》/2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13)《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68/重庆文史书店出版/1987

(14)《八年抗战在蓉城》/61/成都出版社/1994

(15)《张澜文集》/11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16)《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196/重庆出版社/1985

(17)《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217/重庆出版社/1985

(18)《张澜纪念文集》/15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19)《张澜文集》/122/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0)《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580/重庆出版社/1985

21)《张澜文集》/124/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2)《张澜纪念文集》/15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23)《张澜纪念文集》/16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第六节 抗战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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