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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开风易俗

发表时间: 2015-05-29 00:00:00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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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开风易俗

  

清末是一个躁动的时代。

自清末始西方近代工业文化进入中国,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农耕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清王朝不甘其灭亡,不得不正视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希望通过革除积弊以自新:“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120世纪初,清政府终于被迫以变法图强的姿态宣布新政立宪。新政的变革涉及面广,诸如编练新式军队、奖励发展实业、兴办学堂、鼓励留学、筹办宪政等,然而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之时,产生了旧事物旧观念与新事物新观念的剧烈撞击,从上至下各类社会矛盾凸现。

清末的教育改革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但它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式学堂建立之初,全国各地时有毁学之事发生,被称为毁学风潮,其因在于有的学堂系废除庙宇改设,与民众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有的则因田地纠纷触动了民众利益;也有因学捐苛杂激怒了民众;还有因乡俗陋规,均迁怒于学堂,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张澜早期办学同样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与波折。

由于家世渊源,张澜几乎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继承父业办过私塾,继而办过小学、中学、实业学校和大学。清末新政开展之时,张澜在尊经书院学习,留学热潮汹涌,张澜又留学日本。张澜在日本宏文学院所学为师范专科,所学专业为格致(生物)。当时在国内几乎为一片空白,少有人知道或涉足,而张澜之所以选择学习这样生僻的专业,应该说与当时维新变法风起云涌西学渐成时尚有关。

严复,福建侯官(福州)人,生于1854年,卒于1921年。18984月,严复译述进化论著作《天演论》。《天演论》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著作,原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在翻译时,采取意译形式,强调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并加上自己的按语,表达个人的见解和主张。严复在译述中赞同赫胥黎“物竞天择”的思想,认为生物进化的规律就是生存竞争,并且运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补充赫胥黎的理论,形成自己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欲以此理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救亡图存。《天演论》一出,在知识界引起轰动,许多爱国志士以此作为进行救亡图存、维新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根基就是生物学,要想深入理解和认识进化论,就要学习生物学,而中国当时对于生物学,能知其一二者寥寥无几。张澜作为一个在维新变革浪潮中的弄潮儿,为了宣传维新思想,他选择了教育,选择了新兴的生物学。

张澜1905年从日本归国时,科举制刚刚被废除,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无论是大城市,还是穷乡僻壤,都有了新式学堂。早在科举制废除前,清政府就令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定了“学堂章程”,即新式学堂的校制,称为“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的教学科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共八门课程。高等小学堂大体与之一致。中学堂的教学科目为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共12门课程。大学堂也制定了相应的新型科目。这种新式学堂的校制一经颁布,各地纷纷依照执行。此时,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新发现新发明建立起来的新学科,也被引入了中国的教育领域,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接踵而来的是科举制与新式学堂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并且给新学堂的推广带来阻滞。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制阻碍学堂,妨误人才。”“科举一日不停,世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2190592,光绪帝颁布上谕:“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

张澜回国后,由于所学专业在国内教育领域属于肇始之时,争聘他的学校很多,张澜最后选择了一所自己家乡的学校—南充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任正教习。在这所学校里,张澜的好友、保路运动的战友罗纶与他同校执教,任斋务长兼国文、历史教习。

回国的时候,张澜从日本给学堂运回了许多日文科学新书,各类图谱、标本和仪器,后来又把自己的私人藏书存在学堂图书馆,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触到新知识新思想。虽然大多是日文书籍,但当时的日文大部分以汉字为主,日文新字很少,只要略懂一点日文就能大致看懂。张澜为了让学生学好日文,更好更快地了解和掌握新学问,专门聘请了日本人中村教授日文。针对学生缺乏积极向上的学习精神、风气散漫的现状,结合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制定了学堂校规和纪律条例,倡导勤奋学习、遵守校规的新学风。为了振奋学习精神,张澜经常向学生们宣讲时政,教导学生在国家民族存亡之时,要爱国救国,哪怕献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张澜到学堂任教时科举制已废除,新式学堂的校制在全国已经施行,张澜作为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自然是积极贯彻执行,将新学制所规定的新学科全部在学校的教学中予以安排。在张澜的努力下,一个崭新的近代新学堂建立起来了,学堂名声誉满川北,学生纷纷前来就读。朱德即于1906年慕名而进入该学堂学习,中国现代史上的不少名人也都出自该校。

在教学上,张澜不仅自己亲执教鞭、言传身教,任校长后,还聘请了许多德才兼备的士绅到学堂任教。这些具有正义感的士绅们聚在一起,为建立良好的新式学堂奉献自己的才智,同时与陋规旧俗作坚决的斗争。

顺庆府的官吏们时常要来学堂视察,每次学堂里都要酒饭伺候。张澜任校长后,若官员来访,他只是在学堂客厅以茶相待,而且所属从员不准进入学堂大门,以免扰乱教学秩序。时任县官邓隆,自恃进士出身、后补道员,过去每次来校视察都是鸣锣开道,学堂自是费心接待一番。张澜任校长后,邓隆前来,仅以茶相待。邓隆十分不满,认为张澜破坏了历来的规矩,怠慢了自己,于是欲加害张澜,诬告他是“革命党”,只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无从下手。对此,张澜毫不示弱,联合县里的士绅们揭露县府陋规和邓隆营私纳贿等劣行,邓隆因此被调走,县里的许多陋规也取消了。

张澜回到南充发现士绅肖拔贡等人把持“三费局”,以各种名目纳捐筹款,并与官府三七分成,此类陋规竟堂而皇之公开行使,官吏与劣绅们靠此大发横财,而且由此产生的陋规肆意增多,几乎毫无约束可言。当时正是清朝新政立宪之时,准予成立诸如农会、商会、学会一类的组织,张澜即召集正直的士绅们分头联系组织民众,成立了农、商、学三个公会。在依法取得全县民意机构地位后,张澜等联名申请裁并“三费局”,将其与户房合并为经征局,直属县府,不再代表民意。最后裁并申请获得准予,张澜等最终取得了胜利。之后,县里的陋规陆续裁革,贪污腐败现象有所遏制。

1906年春,张澜到成都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任学监。1907年炎夏之时,各校联合在成都举行学生运动会。运动会期间,成都巡警训练所学员打伤四川高等学堂等校的学生,学堂负责人和学生代表向四川总督要求巡警训练所交出肇事者,赔礼道歉。官府为维护其专制机构的利益,对于学生与学校所提要求不予理会,反诬学生无理取闹,聚众要挟。官府所为如此蛮横,激起师生们极大愤慨,于是张澜联络各校负责人向官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发动各校师生罢课声援,由此引发了成都高校呼吁立刻召开国会实行立宪的游行活动。成都优级师范学堂和铁道学堂的学生集体上街游行,两个学校保皇派的王章祜、刘紫骥对活动极力阻挠,并勒令参加游行的骨干学生退学。张澜、罗纶等6人出面支持学生,为学生申述,驳斥两校所作所为。王章祜将张澜等六人所为密告总督赵尔巽,诬称张澜等人收买学生,煽惑士林,宣传革命,赵尔巽接报后立即下令提学使方旭进行查处,声称“莠草不除,则良苗不生”,于是方旭与学务公所议绅、高等学堂总理胡峻会同查办,解除了张澜等6人职务,时称“六君子”事件。

张澜解职之后回到南充,开始着手自己办学,先后在南充创办了初高等小学堂和南充端明女塾。张澜兴办的这所初高等小学堂,是川北地区最先兴办的一所新式学堂,招收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小的刚到读书年龄,大的有30多岁,这是因为科举制废除不久,许多曾经热心科举的读书士子所掌握的知识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实际意义,不得不转向新式学堂学习新的知识,沿着新学制所拟定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学制之路完成学业。

张澜的小学堂初办时,到新式小学堂来读书的学生很少。几千年的科举制余威未尽,很多民众对于新学堂所授新知识新科目不理解,仍然愿意把子弟送到坚持采用老一套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私塾里去学习。面对这种窘况,张澜首先去说服那些大户士绅们,让他们将子弟送到新式学堂里读书,对于贫寒的家庭,学生成绩优秀者,予以减免学费。通过张澜的努力,到小学堂读书的学生日渐增多。

学堂所招收的前几批学生,大都来自富有家庭,而且年龄偏大,许多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这些人行为散漫,学业不求进取,而是一味讲究“斯文”。当时的所谓“斯文”,就是“出门要穿鞋袜、长袍、马褂,戴披肩风帽,勾腰驼背走路;若还不拿拐杖,就要提个烘笼”,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斯文”人。针对学生这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张澜提倡大搞体育活动,经常举办运动会,以此振奋学生的精神面貌,并在运动场上高悬大字招牌,上面写着:“禁止风帽、烘笼入场”。通过整治和教育,学生的精神面貌得到很大的改观。

在张澜自办的小学学堂里,各个新学科一概开设,尤其格致课,张澜亲自授课。张澜的学生任乃强回忆说:“我们发现他格致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所讲的内容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

张澜对于学校里的老儒在修身课上的迂腐之论非常不满,于是亲自授课,虽然所讲也是经史子曰,但张澜强调结合时事,选择奋发图强一类的古语典籍教诲学生正确做人。在一次期考时,张澜出了一道“如何才能改过”的测试题,而在此之前他没有给学生讲授过这方面的内容,学生们感到无从下笔,议论纷纷,张澜则鼓励学生们自己多动脑筋去思考。学生任乃强对古典经籍不甚了然,只是大致读过《论语》而已,依稀记得子路好勇和闻过则喜的故事,于是在卷子上写下:“惟有勇才能改过,故子路告之以闻过则喜。”写完之后,自感字数太少,于是又将历史课刚讲过的汉武帝晚年厌兵,下诏悔过一事也写进卷子,没想到张澜却给了他100分,并张红榜表扬了他。之后张澜常以此事勉励任乃强努力学习,任乃强也从此努力上进。由此可见,张澜对于教育不仅严于学生怎样做人,而且也严于教学。

科举制废除后,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女校的兴办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清王朝的衰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体系可说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断不能动摇的。制定新学堂章程的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即极力反对兴办女校,认为“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以家庭交织,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使应用之文字,足以持家教子而已……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然而,一批有思想的人认为,妇女的觉醒乃是社会真正的进步,女子学堂在民间悄然出现。直到科举制废除两年后,清政府才于19073月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认可兴办女学。

1907年,张澜在南充创办私立端明女塾,在学堂中设立小学初级班。尽管女学堂在全国各地早有兴办,但在南充这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方,封建旧有习俗相当顽固,张澜最早冲破陈规陋习,在川北为开先河之举。女学堂初办时,学生寥寥,张澜首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进学校做榜样,同时与学校其他教师一起广为宣传女子读书于家于民于国的好处,使广大民众增进对女学堂的了解,并消除他们的顾虑。在学堂的教育方面,针对社会日益高涨的女子释放天足的呼声,张澜着力于解放女子的思想,首先便是解放妇女的双脚。

中国封建社会上千年以来,妇女一直被要求缠足,即女子把脚用布紧紧缠裹,使之扭曲、变型,最终使双脚变成如锥子一般的形状,称为“金莲”。这种女子缠足的习俗肇自何代,至今没有定论,但至少在宋末时就已兴盛。清朝统治者入关后,认为女子缠足是敝俗,从顺治二年起就下诏禁止,康熙元年又下诏禁女子缠足。然而风俗习惯的改易,单靠政令难以促成,女子缠足依然禁而不止。康熙七年,王熙上奏免缠足之禁,清政府就此作罢,于是旗人女子也纷纷开始缠足。据记载,女子缠足约从四五岁开始,缠足时先要将脚拇趾以外的四趾屈于足底,用白棉布条裹紧后,还要不易松动,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由家人搀扶行走,以活动血流,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到了七八岁时,再将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脚变形,最后只靠大拇趾行走,要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大功告成。女子缠足自产生之时即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方面,实质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种象征,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提倡禁止妇女缠足,是对封建农耕文化的冲击。1883年,康有为首创《不裹足会草例》,倡议女子不缠足。之后,维新立宪派大力倡导女子不缠足、求解放、争女权。

女子缠足是封建农耕文化所衍生出的扼杀人性的一个鄙俗,在清朝末年禁止妇女缠足的意义,几乎与废除科举制同样的重要。张澜作为一个维新思想的崇尚者与实施者,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创办女校后,在学堂里召开“天脚会”,号召学生们抛弃缠脚布,同时大力开展体育活动,组织学堂女生踢毽子、荡秋千等,激发了女学生们的活力。张澜还亲自带领女校学生上街跑步,女学堂的新风尚轰动了南充。随着女子学堂声誉提高,敬仰张澜学识人品的民众越来越多,他们纷纷将女儿送到学堂学习。之后,张澜又设立了女子小学堂高级班。

张澜自留学归国后,在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几年中,致力教育,成就显著。在办学中他始终以维新变法思想为宗旨,排除阻挠,开新风,弃旧俗,力求维新,并以维新意识为基础形成的爱国思想教育学生,引导学生们热心爱国,认真学习,积极向上,因而在他培育的学生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有为之士。

张澜在积极从事教育活动的同时,十分关注社会时势,并投身于社会活动,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人物,乃至民间流传歌谣称颂张澜:“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官府其奈表方何。”

索引

⑴《清王朝的覆灭》/15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⑵《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11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⑶《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11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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