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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创立民盟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25:00

作者: 中国民主同盟安顺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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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工业文明的直接成果是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使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西方确立。在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了政党体制,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国家。至今世界各国之政体,除少数以宗教统治外,其他的国家无论其统治思想如何,几乎都实行政党体制,或为一党制,或为两党制,或为多党制,以及一党执政下的多党合作、参政议政体制。

当中国历史进入北洋政府时期后,各阶级、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党派,据称最多时竟达百余。虽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意识还有着很深的根基,各地林立的政党政治上既不成熟,又还不断受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和摧残。要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具有民主思想意识的政党体制国家,几乎毫无可能;即便建立,也难免变味儿。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挞伐政党;蒋介石则利用政党之形,行封建专制独裁之实,在攫取政权后,坚决推行和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的帮派性极强的国民党独裁体制。但尽管如此,政党与政党体制毕竟已经堂皇地在存在于中国,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中国在政党的政治局面上,已经基本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党抗衡之势,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斗争阵营,而且两党都拥有军队。而其他党派至抗日战争时期已所余不多,并且皆不具军事力量。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放弃先前反蒋抗日主张,在193581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宣言中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之十大纲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提出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并表示中共和红军愿意做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参加者和发起者。193512月,中国共产党的瓦窑堡会议又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1212“西安事变”爆发,它的和平解决标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介于两党之间的其他党派总是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两党的支持或反对,这些党派势力被称为“中间派”。但“中间派”的存在其意义非常,可谓民意的一种代表,是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的重要力量。作为多党联盟的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建立在这些中间党派中的一部分党派联合的基础上。

抗战形势的要求与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国民党一方面被迫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借口维护民族利益,继续加强一党专政体制,特别是强化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独裁。1938329,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成立民国参政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在193831325,两次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陈述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构、动员组织民众、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善政治机构、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等意见。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呼吁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1938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并逐渐转向反共和加强独裁专制。1939120,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仍然提出抗战到底的主张,但是会议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且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此外,还设立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最高国防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制定了保甲制,从上至下地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月,国民党又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会议之后,陆续出现了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

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国民党,使国内的政治局面被专制所笼罩,致使中国对外抗击日寇侵略的抗日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予以了坚决的反击,张澜等一些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也对国民党造成的危局深感焦虑和愤慨。193999,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时,针对国民党的限制异党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法令,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与其他党派的和无党派的参政员一起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提出由国民政府取消各种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借口“异党”和思想问题,非法迫害人民。其他各党派共同提出了六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包括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立即结束党治并实行宪政等提案。

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体制以及破坏统一战线的做法,尽管各民主党派人士大多都持反对意见,但由于他们所属党派弱小,因而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明显地感到力薄言轻,于是一些来自各党派的参政员们聚在一起,商讨建立一个联合各党派的组织,以增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的政治实力。1939114,张澜等在成都联名邀请成都文化界人士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张澜指出:“目前宪政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为民国二十六年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应否继续有效?二为民国二十五年颁布之宪法草案,因时过境迁,是否适用或应如何修改?”会议决定成立“成都宪政座谈会”。

1939101,参政员张澜、沈钧儒、褚辅成、章伯钧等13人共同发起,邀请各界名流在重庆市银行公会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共人士董必武、吴玉章及《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也应邀到会。座谈会围绕宪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决定把座谈会经常化,将发起人从13人增加到25人。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宪政座谈会共举行了7次,并由此带动了社会各界对宪政问题的关注。重庆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及青年、妇女界的各个团体先后召开了宪政座谈会,民主宪政成为重庆街头巷尾的流行语。民众大都对国民政府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提出了尖锐的批驳,要求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能代表民众的国民大会代表,使国民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由于各民主党派在宪政和抗战问题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促使各民主党派联合争取宪政,于是产生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诉求和基本想法。

19391013,一部分党派组织与无党派人士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主要成员有无党派的张澜、光升,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职教社的黄炎培、蒋恒源、冷胙,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等。一向满怀爱国热情、热衷于实现民主宪政而又敢做敢为的张澜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大会上,严厉指责蒋介石的种种反共行为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特务记录了他的讲话,并要他签名。张澜说:“你回去报告吧!不用担心,我讲的话,我绝对负责!”。(1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信约》共12条,内容有: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固定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抵制浪费,为其最低条件;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力促其领袖地位法律化,以求得国家统一;主张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国内的暴动斗争及破坏行动;现役军人、一般事务管理及在学青年,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在组织方面,由全体会议推选常务干事57人,处理日常事务,每半年改选35人,由常务干事中公推一位主席。依照章程,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5位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

统一建国同志会作为一个主张民主、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的有力的政治组织,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作斗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建,为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做了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1129,统一建国同志会公推梁漱溟为代表去见蒋介石,向其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的目的和统一建国同志会作为第三者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同意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蒋介石在审查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条约章程等文件后,最后以不能发展为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

除无党派的张澜、光升等外,当时参与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有:

第三党,创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人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党派,称为第三党,创始人为邓演达。第三党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方向,但也反对共产党。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531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4人为常务委员。宋庆龄宣称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19361123,蒋介石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蒋介石一直把救国会视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加以扼杀。

中华职业教育会,由教育阶级实业界名流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于191756成立,宗旨是:为个人谋生、为个人服务社会、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做准备,力求做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遂由教育团体渐变为政治团体。

乡村建设派,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个政治派别。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动摇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在国民党当局及一些地方军阀的默许、支持和赞助下从事与之相对立的农村建设,出现了“乡村建设运动”。1933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6人组成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党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抗战爆发后,梁漱溟表示了积极的抗战态度,积极投入抗日政治活动。

中国青年党,是20年代从少年中国学会中分化出去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由留学法国的曾祺、李璜等人于1923122在法国巴黎建立,以知识分子为骨干,对外以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宣扬国家主义,又称为国家主义派。

国家社会党,193410月在天津成立,代表人物为君劢、张东荪等。君劢20年代末开始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并打算组织政党。国社党的施政纲领为: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社会党一度曾反对共产党。

这些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党派,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时期,在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思想,这是能够联合起来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达成了一致,中国共产党才能与他们一起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统治展开斗争,才能一起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

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后,形势并未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蒋介石仍然强化一党专制,镇压民主,并加大反共力度。

1940126,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因为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中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问题而被拘留。在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提出了《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提案写道:“在马寅初当时有慨于民困国贫,为感情所急,所言或不无过失,然安置偏方已逾一年,犹未获返,无怪忧时爱国之士,皆有多言不如默尔之戒惧。”又说:“应请政府迅予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并使忧时爱国志士,闻而自励,皆愿竭忠献党,拾遗补阙,以襄助抗战建国之成功。”最后提出解决的办法:“一、迅速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仍使担任大学教授。二、凡有忠直利国之言,政府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2)张澜不畏惧专制统治的强暴,敢于高声疾呼,堪称民主斗士。

1941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严重地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一系列的反共、反民主、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动行径,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感到震惊,尤其是统一建国同志会中的各党派组织,反而更加同情共产党。经过多次秘密磋商后,各党派组织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2月到3月期间,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多次召开秘密筹备会议,完成了起草政治纲领、宣言及章程、推选领导人等工作。1941319,“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张澜、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结构因为由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而来,统一建国同志会中的三党三派仍然是主要组成部分,较统一建国同志会而言,它具有了一定的政党性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对于抗战时期民主思想的推行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是一个打击。从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民盟作为一个强大的政党力量对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特园为鲜英宅第,因鲜英号特生,故名特园。特园占地约三亩,建于1931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庭院幽静,居室宽敞,主楼名“达观楼”,临江而立,一览嘉陵江胜景。前后是花园。此宅依山傍水,结构严谨,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园幽静,景色秀丽宜人。特园是有名的“民主之家”。1941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这儿秘密成立。19449月,民盟在这里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10月,民盟在这儿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特园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张澜每次去重庆,也都在此居住。在抗战时期,特园还是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国是、聚会、宴请的场所。

1939年,因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危及抗战,鲜英愤而辞去了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一切职务,宣布退居特园,弃政从商。从此,在张澜、董必武、刘湘、周恩来等爱国抗战人士的关心支持下,慷慨大义的鲜英逐渐把鲜宅建成了一个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活动场所。在特园,有一块董必武赠言、冯玉祥手书的隶书“民主之家”的红色匾额,两旁是张澜写的一幅长对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知兵、善攻书、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鲜英为四川省西充县太平场人氏,与张澜同乡,少年时靠亲友资助始读私塾,青年时入伍当兵,后升入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王缵绪、潘文华、唐式遵等为同窗好友。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时,鲜英任参谋。1913年,鲜英随“国会议员”张澜赴京见袁世凯,因袁见鲜英老练稳重、出口成章,便留其在身边做总统府侍卫官,后鲜英亲见袁世凯醉心帝制,于是便以读书深造为名,离职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回川后,鲜英先后任钟体道师支队长、刘湘部10师师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南充第11区行政督察专员。

黄炎培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后不久即辞职,张澜被公推为主席,这时张澜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然而他依然怀着饱满的革命政治热情受命于危难之时。陈毅在悼念张澜一文中说:“当时反抗蒋政权就要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张澜主席所领导的民主政团同盟,当时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对外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3

张澜出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后,力排众议,首先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原来12条中涉及共产党的有关条文删除,缩减为10条,并最终确定下来,而在此之前一直处于争议不决中。其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之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促进于正常关系;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特殊处置;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等等。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消极抗日、反共和反民主的形势下,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

由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秘密建立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进行公开的活动,于是张澜等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首先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公开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民众的支持和了解,从而使中国民主同盟合法化。梁漱溟即将启程去香港之时,将民盟的计划告诉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表示支持。1941918,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俞颂华为总编辑。1010,《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已经成立,并公布了其政治纲领等章程及宣言,表明了其政治主张及政治目的。

张澜在谈起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经过时说:“民主政团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并使于抗战中与抗战军事结束后,均不至再发生内战,损害国家元气,益陷于不易恢复之境。”张澜并说:“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内以求国家之统一,外以得国际盟邦之平等。”(4

民盟政团成立之时,蒋介石即已知道情况,当即训斥了张群等人,并说不能允许一个国共两党之外作为仲裁的政团成立。蒋介石还把黄炎培叫去,大加训责,之后下令封锁民盟建立的消息。当民盟在香港公开了民盟成立的消息后,国民党依然否认民盟的存在,试图扼杀民盟于摇篮之中。鉴于这一形势,张澜与民盟中央常委经过研究,决定借国民参政会召开之机,在会外举行一个招待会,公开宣布民主政团同盟的正式成立。在当时这样做是相当冒风险的,尤其是张澜作为主席的压力与风险更甚于他人多。然而张澜等人认为国家危亡之际,已无个人安危的余地,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19411116,在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同盟会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处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举行茶会,邀请一些国民党和共产党参政员及社会名流、记者等参加,国民党方面有王士杰、邵力子、张群等,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了茶会。左舜生宣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的消息,并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经过和政治主张。由于茶会后的第二天就是国民参政会召开的日期,蒋介石为了支撑民主的面子,只得任由茶会召开。

国民参政会召开后,民主政团同盟的参政员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根据民主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实践民主,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的提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正式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和异党分子;不得强迫公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费不得由国库开支;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内容所指出的问题非常尖锐,直指国民党的要害。签名的23人几乎都是民盟成员,中共的董必武、邓颖超也在此案上签名。蒋介石在读了这一提案后恼羞成怒,拍案大骂张澜等人“把我当宣统了”,将这一提案扣下,下令特务严密监视张澜。然而,张澜毫不畏惧,据理与蒋介石面对面争辩两个多小时,未果后断然拒绝参加参政会的活动,并在之后的两年中拒绝参加参政会,以表示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抗议。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后,做了大量的民主爱国工作,同时发展和扩大了组织力量,以重庆、昆明两地为主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民主政团同盟中来。无党派成员的大量增加,使民盟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变化。由于无党派人士多于其他党派人士,昆明支部根据这种状况,最先提出把原来的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这样使民盟不仅仅是以“政团”联合而成的组织,还欢迎社会各界无党派人士的加入,有利于民盟的发展。

1944919,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君劢、左舜生等到会参加。会议同意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并改组了民盟中央领导机构,选出了张澜等36人为中央委员,张澜等13人为中央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张澜依然被推选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改组后的民盟,摆脱了当时青年党控制民盟的局面。

通过这次会议,壮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对于民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澜在谈到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意义时说:“三十三年秋间,因国势的阽危,已到了极严重关头。而在一党专政的党治之下,则政治军事日益败坏,则财政经济日益匮竭,人心亦日益离散,非立即实行真民主政治不能振奋人心,团结全国,内以改新庶政,外以加强战力,而获得最后胜利。然欲促成真民主的实行,仅限于党派结合之政团,其力量实嫌不足,必须扩大到国内一般要求民主,赞成民主的各界人士都来参加,群起响应,共同努力,使能促成真民主政治之实现。于是把‘民主政团同盟’的‘政团’二字取消,改称民主同盟,以期全国之一致。”(5

这次会议之后,民盟在张澜的主持下,有计划地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总支部和支部。1010,《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及《十大政治纲领》在香港《光明报》公开发表。到194510月时,全国建立起来的民盟组织有云南、四川、重庆、广东等支部,以及华北、西北、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张澜亲自发展了川滇军政要员刘文辉、潘文化、龙云为秘密盟员,并撮合刘文辉与周恩来在重庆进行了会谈,为刘文辉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者与领导者,在民盟的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中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索引

⑴《张澜纪念文集》/255/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⑵《张澜文集》/13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⑶《张澜纪念文集》/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⑷《张澜文集》/20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⑸《张澜纪念文集》/55/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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