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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铁骨热血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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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铁骨热血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张澜与中国共产党立场一致,与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民主的呼声,勇敢的斗争精神,为争取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贡献毕生。

1928103,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进入所谓“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是:国民党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领导职务来控制政府;党的领袖直接掌控军队的统帅权,通过以党领军、以党统政的集权方式控制全党以及国家。通过一党专制,国民党将其组织和影响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938年,国民党宣传部颁发《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制对大中小学生进行“信仰教育”,向学生灌输领袖崇拜的思想。同时,该大纲还要求把“党义”、“军训”等列为大学必修课,在大中小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运用政治权力向全社会强制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一党专制的思想意识,妄图在民众与青年学生中培植对专制制度和领袖的崇拜,使党内的政治信仰和行为规范向全社会泛化,将党员遵守的政党党义的义务无条件地扩展至全体民众。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蒋介石试图建立一种为一党独裁辩护的意识形态,并以之作为社会的信仰。

早在1930年,蒋介石就开始对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的围剿,然而正当蒋介石倾注全力妄图消灭共产党之时,1931918,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并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空前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席卷全国。之前蒋介石一党专制的独裁局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受到社会各方的声讨和谴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一点民主的姿态,于是召开了国民参政会,而国民参政会如邹韬奋所戏称,是占有四分之三的主人请四分之一的客人吃饭的会议。这四分之一的人是“来宾”,这些“来宾”想要喧宾夺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依照规定,参政会有听取报告、建议、讯问等职权,但决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算有效。虽然参政会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作的假民主的官样文章,但是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阵地做了大量的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的事情,尤其是由参政会所掀起的两次宪政运动更是意义重大。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在政治上表现出开明的一面,使当时社会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希望它逐步改革政治,放弃一党专政,与各界民众更好的共同完成抗战大业。但是,自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开始贯彻其一贯主张,实行反共、限共的政策,在军事上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在政治上则加强一党专政,实行反民主的法西斯统治。面对此种状况,各民主党派普遍萌生了失望和不满情绪,于是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旨在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运动。

1939年,张澜等与中国共产党经过密切商议,准备在第一届第四次参政会上提议实行宪政、取消党治。8月,张澜、黄炎培、董必武、邹韬奋等在特园聚会,讨论关于民主宪政的提议问题,最后确定提议大致涉及如下内容:党派摩擦、地方行政、财政及金融、文化、游击、民众、国策、逃亡、参政会弹劾权以及对外交往等问题,后又增添了保障人权案。

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张澜针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首先抨击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参政会上所表现出的阳奉阴违、敷衍塞责的假民主,并希望参政会上通过的提案能得到切实的落实,他有的放矢地说:“我觉得对第四届参政会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历届参政会所通过的提案实行了多少?是怎样实行的?检查提案的实行,现在应该重视。”对于当前的政治时局,张澜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战必胜者估计,我们在军事上已经完全相信,但在政治方面,总觉尚未达到应有的配合。……说到民众运动,首先要解决民主问题,人民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政府有了巩固的民主力量,民众不动是不可能的。再进一步,就是巩固团结,消除派别的成见,相信民众的伟大力量,不是惧怕群众运动,而是大胆地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造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反对日寇侵略的力量,来置敌寇于死地。”(1)张澜的这个讲话为参政会上提议实行民主宪政做了舆论上的铺垫。

1939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提出:“一、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二、由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压迫之行为。三、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之党员,一律有服务之权利,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之人材。”(2)各民主党派参政员也相继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势案》、《为加强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等等。这次会议上突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实行宪政的提案,对国民党来说有些始料不及。不过,一贯把自己标榜为民主宪政的倡导者的国民党,为了争取主动,也安排了国民党参政员孔庚立即向参政会提出了《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这样,关于民主宪政的提案大会共收到七个,决定全部交给参政会负责审查内政提案的第三审查委员会进行讨论。

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宪政主张等提案,国民党表面上表示欢迎,同意展开讨论,实质上是凭借其在国民参政会中的人多优势,认为能够控制局面。915,当第三审查委员会开始审理关于要求政府结束党治、施行宪政及用人不问党派、免除党派摩擦等提案时,其他几个审查委员会的国民党参政员加入进来,但是,到上午的会议结束时也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各民主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召开扩大会议。当晚八点半,参政会审查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重庆大学礼堂举行,由中华职教社派领袖黄炎培主持。会议代表分成了两个阵营,以国民党参政员为一方,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为另一方,张澜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双方各执一端,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各抗日党派的合法保障问题;二是结束党治问题。国民党参政员对此大谈“不必要论”,而其他党派则针锋相对,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宪政难行,抗战胜利亦不可能。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在双方各执一词,事态几乎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勉强通过了一个“治本”的方案,内容为:“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仍然讨论七个提案,最后也通过了一个“治标”的办法,其内容为:“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第一届第四次参政会闭幕后,作为议长的蒋介石根据大会决议,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员张澜、董必武、黄炎培等19人组成宪政期成会,黄炎培等为召集人,宪政期成会设立的宗旨是协助政府修改宪草,促成宪政。不久,期成会又增补了章伯钧等6位成员,共25人组成。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决定于19401121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宪政期成会设立后即展开了工作,一方面不断督促国民政府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制定和公布宪法,另一方面加紧宪法草案的制订工作。19403月底,宪政期成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在该草案中,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即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利受到了较多的限制,而且在宪法修正草案中力主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因此这一草案又被称为“议政宪草”。它主张国民大会为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闭会期间设国民大会议政会,其成员150200人,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实际上,国民大会议政会相当于战时国会。然而,“议政宪草”的这项内容与国民党原有的“五五宪草”发生了极大冲突,而且,扩大了国民大会及其议政会的职权,显然难以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接受。所谓“五五宪草”,是由蒋介石国民政府于193655颁布的由孙科主持草拟的宪草,共八章148条,其中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条文,但在实质上却是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独裁的政治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41,张澜等制订的“议政宪草”递交第一届第五次国民参政会讨论时,即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对,各在野党派参政员据理力争,但议长蒋介石在会议闭幕词中说:“本会当将期成会草案和个人意见并送政府,待国民大会来采择,来做最后的决定。”(3)此次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对已在国民心中萌生的宪政意识深感不安,于1940418公布了《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妄图对各地的宪政活动及言论等加以限制,并且不惜采取特务手法进行破坏。

19409月,距国民党政府承诺的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日期——1112为时已不远,然而,国民政府却以战乱交通不便为由,宣布国大的召开“日期另定”。至此,张澜等努力争取期盼的民主宪政搁浅了,国民党政府承诺的所谓“宪政”只不过是做了一篇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已,轰动一时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就此告终。然而,在第一次宪政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携手合作,张澜等为民主宪政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

尽管第一次宪政运动不了了之,但它对民众的教育意义很大,增强了国人的民主意识,同时也使各民主党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党专制下的国民政府承诺的所谓民主宪政完全就是欺骗。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在南充任中学校长。当时凡是听到“委员长”三字就要立正,以示崇敬。一天,一位教官在讲话时多次提及“委员长”三字,学生们便不断起立,手脚忙个不停。张澜看在眼里,等那位教官刚一说完,便走上讲台说了一番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话后,接着说道:“你们天天在喊这个口号,墙头上也写着这个口号,其实你们并不真正懂得它的意义和它的重要性,不是吗!你看你们一听到委员长就忙着立正,而说到国家民族却无动于衷,没见有一个立正的。照你们这个样子,这个口号不就要改成委员长至上了吧?”(4)张澜讲完这番话后,那位教官早已躲到人群后面去了。抗战时期,张澜在教育上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民主思想意识为重。不畏强权专制独裁,与其做坚决的斗争。

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联取得重大胜利,德军由进攻转为防御。与此同时,英美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意大利退出轴心国,法西斯阵营解体,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山本五十六座机坠毁身亡。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势日趋好转,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出即将结束的态势。蒋介石眼见战争即将结束,为了在战后继续其专制独裁统治,19439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等一系列旨在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措施;同时,为了掩饰其专制的本质,愚弄民众,又开始重提宪政,决定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同年,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召开,这时的参政会已完全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为附和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会议通过了设立“促进宪政实施”的决议。1943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将该机构定名为“宪政实施协进会”,并于11月正式成立。第二次宪政运动开始活跃。

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委托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请张澜赴会。由于在1941年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时,张澜提交的《实现民主,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被蒋介石扣留,勒令不得交大会讨论,此后他便断然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张澜对张群说:“前年我向参政会提出的提案,先生指示不予讨论,现在还要我去做啥子哟?”张群当即表示,蒋介石以后一定会重视他的意见。董必武作为中共惟一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鉴于此,张澜同意重返参政会。

大会召开之前,蒋介石约见张澜、黄炎培等人。张澜直言蒋介石,要求其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然而,蒋介石在第二天的会上却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5)何应钦在做军事报告时,在报告中对中共和八路军肆意诬蔑,董必武据理反驳,而国民党的一些人却伺机捣乱,会场陷入混乱。张澜当即抗议国民党的卑劣行为,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并在会场上散发他的题为《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巨大。

1943年适逢“九一八事变”12周年,张澜写下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6),针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状及中国实行宪政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论述。这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对于中国的战时状况、政治状况,以及什么是民主政治和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等做了深刻的论述。张澜作为民主党派的主席,又身处一个专制的年代,敢于发表这样的民主论文,体现了大无畏的反专制的气魄,以及不畏强权追求民主的精神。《解放日报》1944222载文专门介绍了张澜的这篇文章,报道中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澜氏于去年‘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在成都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发行以来,风行一时,对各方影响甚大。”(7)由于张澜在文章中对于蒋介石的一党专制独裁统治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并进行了犀利的抨击,该文一经发表即被列为禁书,予以封杀。

张澜在文中谈到什么是民主政治时说:“简而言之,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凡要管理众人的事,要以主权在民的真精神和好方法来管理,才叫做真正的民主政治。如其以一个人一群人一党人的意思,不依全民共立、全民共守的法律,来管理众人的事,把持政权,独裁专制,任意扩大统治者的权利,并不容许全国人民发表不同的意见,得到各种的自由,不顾全国人民的主权,那就决不是民主政治,只可称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党霸政治。”他犀利的语言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予以鞭挞。张澜还在文中列述了民主政治的五个条件,认为“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

在谈到政党与政治的关系时,张澜对国民党的党治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写道:“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他是不愿意由他党存在,而且是否认他党存在的。他是某一党获得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之所私有。于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迫其变为党的管理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之以利诱、威胁,而变为党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军队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还要使他能够普遍,能够融合。于是‘党化’这一名词,在国内是到处可以听到的。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而且党权竟至超过国权。党权如果与国权发生冲突,党总有最后的决定权。”将蒋介石一党专制的所作所为剖析得淋漓尽致。张澜把蒋介石的一党专制视同为法西斯,他说:“如法西斯主义各国,都是把主权在民的民治一变而为主权在党的党治,甚至有唱为‘无党则无国’之论。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故凡在厉行党治的国家里,党高于一切,把持专恣。人民当受压迫,是没有自由的,全处被动,是没有主权的。”蒋介石曾经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亦必能存在一天。如今日之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8)张澜在文中的这段论述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把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一党专制的痛斥。

张澜在文中对于独裁也有深刻的批判与论述,他说:“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智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为惟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之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惟我独尊,惟我独智;于是其左右亲习之人,伺意承颜,群相蒙蔽,言莫之违,阙莫之补,形同孤立,无法洞悉国事民情之利弊原委。方自以为国已强,民已安,政令则纷乱苛绕,而不知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能惩止。所有政也党也,一切形成腐化,终至全国怨毒,皆集于独裁者的一身,而无法挽救。”所以张澜总结说:“盖党治与民主政治,党化与民主化,一党专政于民主政治,根本上便是相反的东西,是不能同时并行而不相悖的。”

张澜不仅在文中对于蒋介石的一党专制独裁予以猛烈的抨击,而且就如何实施宪政,他提出了四个必须做到的方面:“一、立即设立以供开发定制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草,促进宪政。二、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四、在宪政实施前,各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决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张澜对民主与宪政可谓知之甚深。

虽然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所谓的宪政实施为愚弄民众之举,但张澜等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利用这个机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并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将第二次宪政运动变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运动。

19441月,张澜在成都倡议发起组建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张澜任临时主席。该促进会的宗旨是倡导民主,促进宪政,并提出了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权利,刷新政治,消除征兵、征实、征税中各项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十项政治主张。黄炎培、董必武等人为筹备委员。

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召开之前,张澜在接受《华西晚报》记者采访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参政会作为民意机构提出质疑,他说:“参政会不够一个民意机关,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人参加太少。”“我的提案政府不采纳,甚至不需提出讨论,我还开什么会呢?”(9

194495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发言,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召开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24,张澜作为民盟主席,在重庆主持了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400余人参加的集会。会上,张澜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予以猛烈抨击,并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议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呼吁建立联合政府的热潮。

1944107,在华西大学体育馆,成都5所大学的12个学生团体主持举行国是座谈会。开会时间未到,体育馆场内外已挤满了前来开会的学生,而且还有许多关心时事的社会人士闻讯后也赶到会场旁听,会场周围贴满了各种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实现联合政府的标语,提出了许多问题。张澜、李璜等一起来到会场后,张澜捋着他的长髯,细细地看着墙上贴出的密密麻麻的问题。张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大家提出这么多问题,实际只是一个问题,即是不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便不至于有这些问题了。有了这许多问题,即反证了今天不民主。张澜还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进行了挞伐,继而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予以痛斥。他说,今天中国只有党权而无民权,只有党意而无民意,参政会似乎是民意机关,然而参政员都不是民选,我当了七年参政员,都是由政府圈定的。目前上自中央,下至乡镇保长非国民党员不能充当,所以民意不能表现,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接着,张澜对国共问题以及党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各党各派应公开合法存在,国共合作尤为重要。此次国共谈判,对实行民主的先后有争执,国民党认为要统一才能实行民主,共产党则主张先实行民主。国民政府既赞成民主,中共也赞成统一,国家固然必须统一,但统一必先团结,团结必先民主。张澜在会上解答联合政府的内容和性质的问题时说,民主政治就是要当权者放弃党治,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自治联合政府,现在正是说话的时候,希望大家多说话多呐喊。最后,张澜指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都需要民主,政治民主即政治自由,经济民主即经济平等,政治要学英美的民主,经济要学苏联的民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张澜的讲话击中时弊,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也赢得了阵阵掌声。

1944年至1946年,张澜先后3次在成都华西坝5所大学集中的地方进行讲演,号召学生们都要关心国事,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反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实现联合政府。国民党对于张澜的言行异常恼怒,在报刊等宣传刊物上攻击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并诬蔑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

张澜作为民盟主席代表民盟于19441010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十条有关宪政、民主的主张。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的一致努力,由于全国民众民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国民政府所操纵的二次宪政运动就此演变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蒋介石不得不假作姿态,请美国做调解,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商议建立联合政府。然而,蒋介石根本毫无建立联合政府的诚意,在1945年元旦演说中又一次提出召集国民大会讨论此事,试图抵制建立联合政府。对于蒋介石此举,张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盟于115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的可能。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宣言,国民党当即下令禁止出售这天的《新华日报》,为此,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散发报纸,此事轰动了山城。

蒋介石一意孤行,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的19455月,召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和《关于宪法草案案》,并决定于本年1112日召开国民大会。张澜在7月与国民党的邵力子谈到此事时说:“我希望国民党顾到国内外的局面,不要在11月开国民大会,要在党派会议上,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10

正当全国民众呼吁建立联合政权之时,1945815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又扮出民主的面孔,于194581420日、23日连发三电,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请毛泽东到重庆面商国事大计。毛泽东到重庆后,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商谈,在1010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议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讨论和平建国方案。1946110,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张澜作为民盟主席与其他盟员代表共9人参加了这次政协会议。蒋介石、周恩来、张澜分别在开幕式致辞。张澜在致辞中说,民盟要和各党派代表共同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由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政协会议取得了成功,它所制定的一系列协议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宪制,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

蒋介石在议会桌面上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再一次试图武力夺取。19466月底,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加强对国统区的专制法西斯式的统治,以血腥的手段镇压民主运动和反内战的民众呼声。

1946711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临终前连呼“我为民主而死”。715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召开群众大会,报告李公朴被害经过。在会上,闻一多激昂的说:“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人民!”会后下午,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一位民主战士,著名诗人,就这样惨死于国民党的血雨腥风中。

83,民盟四川支部在慈惠堂召开会议,决定继重庆之后在成都举行李、闻的追悼会。成都慈惠堂创建于清雍正年间,是成都最大的民办官助的慈善机构,其下属有孤儿院、学校、工厂等。1943年张澜接任慈惠堂理事长,这里成为张澜在成都从事民主活动的中心,慈惠堂被称为成都的“民主之家”。

818召开追悼会这天,凄风阵阵,参加追悼会的群众络绎不绝地涌向会场。朱自清、张志和等都发表了十分悲愤的讲话,最后由75岁高龄的民盟主席张澜讲话。张澜站在台前,悲愤不已,银白的长髯颤动着,很久说不出话来。情绪稍定后,张澜激动地说:“李、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李、闻两同志之死,系民主运动的最大损失。”最后张澜说:“本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1)追悼会后,张澜刚走下会场外的台阶,一特务就把一包拌有碎玻璃渣的豆瓣酱向张澜扔来。虽有沈自强、吕光光竭力保护,但张澜头部还是受了轻伤。当张澜坐进车后,特务仍朝车子投掷秽物,会场被特务搅得混乱不堪。张澜受伤的消息传开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慰问。张澜对此致以谢意,并严正声明:“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留少许血,勿庸计较,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深陷水火,望勿以澜为念。”(12)蒋介石的下流手段并没有吓倒张澜,反而给张澜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的机会,他要求追究主谋行凶者。广大民众要求惩办凶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民政府迫于形势,撤掉了警察局长徐中齐的职务来敷衍塞责。

蒋介石在对中共解放区发动进攻,加紧对国统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的时候,竟然厚颜无耻地宣布将于19461112召开“国民大会”,并敦促民盟等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作为第三方出面调解国共关系。由于国民党玩弄和平的把戏,坚持其反动立场,第三方调解失败。蒋介石又试图分化瓦解民主党派,拉拢他们加入“国民大会”。青年党与民主社会党被蒋介石拉进了国会,并分得了一杯羹。于是,蒋介石于19474月宣称改组政府,声称多党过渡政府已经成立。张澜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他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协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谨慎,切不可稍有变动。”(13)在国大召开之前,张澜两次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再三叮咛民盟千万不可参加国大,拒绝提交参加国大的名单。1224,中国民主同盟做出决议:参加“国大”的民社党党员,一律开除出民盟,并令民主社会党退出民盟,青年党也被清除出民盟。这是对民盟的一次严峻考验,在张澜的领导下,民盟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蒋介石的所谓多党政府成立后,开始对民盟和民主党派大动干戈。1947101,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027,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民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141028,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和法西斯式的高压下,张澜等民盟领导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去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交涉。黄炎培到达南京后,本打算请司徒雷登从中斡旋,司徒雷登却劝民盟“光荣解散”。黄炎培在与国民政府谈判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依然顽固坚持民盟为“非法团体”,必须解散,除非民盟承认“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黄炎培等民盟代表断然拒绝。此时,张群威胁道:“民盟总部如不解散,各地干部将有700余人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黄炎培曾一再坚持要由政府下令,民盟方可解散。但陈立夫则称:“如果政府下令解散,就要逮捕民盟全体中央委员,并勒令全国盟员自首。”民盟领导层经过再三讨论后,出于保存实力、巧妙斗争的策略考量,决定宣布解散。116,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在公告中宣布:“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仁即日起总辞职,总部即日解散”。第二天,张澜又以个人名义在《时代日报》发表声明:“余迫不得已于116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15)从张澜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由来已久的爱国爱民之心和持之以恒的民主意识,并没有被国民党的高压所折服,依然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之后,张澜与沈钧儒经过密商,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恢复民盟。194815,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发表声明,否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举动,庄严宣布民盟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16)会议期间,在上海的张澜等人始终与香港民盟总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对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的注释,做了明确的修定:“1947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194811,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月5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继续进行政治斗争。这两个党派当时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7

由于历史的原因,张澜与他所领导的民盟所追求的宪政与民主,其主要内容是以英国式的议会制、内阁制为主要特征的议会政治。民盟所要树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和所要创造的中国式的民主,其实际内容除确立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外,还力图将苏联的经济民主用于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试图以此改善和杜绝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所形成的,人们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生活上的不民主现象。也就是说,当时的民盟所要追求的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政。在这段历史时期,张澜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以铮铮铁骨为民主为人民奔走驱驰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血雨腥风中,为全体盟员做出了表率。

索引

⑴《张澜文集》/33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582/重庆出版社/1985

⑶《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685/重庆出版社/1985

⑷《张澜纪念文集》/41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⑸《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499/重庆出版社/1987

⑹《张澜文集》/185/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⑺《张澜文集》/196/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⑻《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五册下》/3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⑼《张澜文集》/200/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⑽《张澜文集》/212/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⑾《张澜纪念文集》/32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⑿《张澜纪念文集》/32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⒀《张澜纪念文集》/23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⒁《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62/群言出版社/2001

⒂《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63/群言出版社/2001

⒃《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69/群言出版社/2001

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考订与修改/26/《了望》周刊/1991


第十一节 铁骨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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