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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风雨同舟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29:51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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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风雨同舟

  

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精神振奋。

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八年抗战的能力证明,而且还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经列强侵凌之苦的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整个民族为之扬眉吐气。全国人民都非常珍视这次成果,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民主建国历史契机。因此,从单纯情感的角度,人民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但是,稍具政治理性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潜存着深刻危机。所以,面对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张澜心情复杂。

一方面他希望国共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实现和平建国。1945812,张澜就日本投降发表谈话说:“今天中国迫切需要统一、团结和民主。必如此,才能使全国人民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建国的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的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是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1

另一方面,张澜也深深知道,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独裁,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诚意,其内部腐败丛生,人民怨声载道,很难指望在国民党主导下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此间,他曾有感赋诗:

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四方;

谁见轩乘能使鹤,不知牢补任亡羊。

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

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

蒋介石集团对抗战胜利后中共力量的发展极为疑忌、紧张,极尽防范、打压之能事。811,蒋介石发布命令,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共产党军队只能“原地驻防待命”,沦陷区的伪军则就地“维持治安”,等待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对此,张澜表示严重不满,他气愤的说:“这不是单纯由哪个受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政治民主的大事,这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他指示《大义》周刊“要说几句公道话”。《大义》便以《说几句公道话》作标题发表评论,对国民党垄断受降权的做法予以谴责。818,张澜在接受《新民报》记者浦熙修专访时明确指出,“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抵抗了日本侵略军,保卫了1亿人民的地区,不分配几个受降区给他们,是不公平的。”(2

张澜正处在一种激愤而又复杂的心理煎熬中。815日午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徐冰来告:蒋介石已电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国事。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蒋介石伸出的橄榄枝至少在形式上顺应了人民的意愿,看来是一个吉兆。但冥顽不化的蒋介石,何以忽然心生此念,而毛泽东又将如何处之呢?张澜心中惴惴不安。

应该说,中共对抗战胜利前后局势的判断经历了一个过程。在194546月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认为,由于英美苏三大国力主和平与团结,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中国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通过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因此,这时的中共是准备着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然而,抗战结束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7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810,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敌伪向我军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说这是“非法之行动”。一时间,形势变得十分紧张。然而,经过日本投降后一周时间的观察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内战是有困难的,美国也还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毛泽东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应对重庆谈判。823,中共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分析认为,“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3)因此,中共采取了既积极防范战争又主动参与谈判的策略。

828中午,张澜正在特园与鲜英共进午餐,徐冰匆匆来通报:毛泽东已从延安起飞赴重庆。张澜、鲜英闻之,连声说:“难得!难得!”徐冰当时感到非常歉疚:“没有早些告诉表老,是想到国民党方面,随时可能发生变化。”随即张澜、鲜英驱车去九龙坡机场。对于毛泽东,张澜虽然从未谋面,但可谓“神交已久”。早在“五四”时期,张澜在北京时常到“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处借阅马列主义书籍,从那里就知道了毛泽东及其他一批有志青年的名字。以后又多次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极为钦佩。7月份,黄炎培等从延安归来,也曾向他描述过毛泽东的智慧和风采。现在,八年抗战结束,国内许多政治经济问题亟待解决,张澜正深感“国家前途尚茫茫”的时候,毛泽东以伟大的气魄和惊人的胆略亲赴重庆谈判,张澜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快慰。

候机室里,张澜、沈钧儒和黄炎培等面对记者谈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张澜坦率相告:“我尚未得到当局的邀请。国共谈判,各党各派是否参加,不得而知,但只要双方开诚布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下午三点半,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当乔冠华依次介绍各党派迎候代表时,毛泽东在人群中发现这位银髯飘飘、卓尔不群的老人,不待介绍,毛泽东便迈步过去同他握手,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张澜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毛泽东握着张澜的手,不安地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张澜说:“你为国家操劳,身负众望,应当!应当!”接着,周恩来也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并安排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与毛泽东合影留念。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虽事务繁忙,却三顾特园,拜访张澜,讨论时局,共商大计。

830上午,周恩来亲赴特园告知张澜,说当天下午毛泽东要亲临拜访。张澜非常高兴,同时又感到难为情:“润之先生操劳国事,极尽辛劳,应该在他方便的时候,我们去拜望他才是,不应劳他过访。”周恩来坚持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就用不着客气了。”张澜只得应承。鉴于特园毗邻特务头子戴笠的康庄,为安全起见,双方约定:张澜和鲜英不要在大门外等候,晤谈也不在客厅,而在僻静的张澜卧室。

下午三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特园。此时的特园,四壁生辉。张澜、鲜英及其家人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全宅仆佣闻讯,也都放下手中活计,纷纷前来观仰这位当世伟人。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问好,神情自然随俗,风度平易近人。张澜见此情景,不由得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老百姓的领袖啊!”毛泽东慈祥和蔼的容颜,使鲜英家人的紧张情绪顿消。鲜氏的老保姆有一个儿子高中毕业后去了陕北,她见到毛泽东如见亲人,向毛泽东问好并请他帮她打听儿子现在何处。毛泽东问清她儿子的姓名及最后一次收到儿子来信的地址,叫随行人员纪录下来,答应回去后查明给她回信。

据张澜长孙张正华回忆,毛泽东在客厅中见一冯姓先生,便风趣的说:“噢,是二马先生啊!”随后,毛泽东和张澜、鲜英走进张澜卧室,长时间促膝畅谈。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了朱德对老师和吴玉章对好友的问候。张澜在回问两人的近况后,对毛泽东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澜敬佩。”接着他不安地说,“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和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毛泽东对张澜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请张澜放心。

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毛泽东风趣地说:“现在,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清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领悟道:“蒋介石要是真的回心转意,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

在谈到和谈内容时,毛泽东详尽解释了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措施,主要是: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立即召开各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张澜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执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毛泽东还就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人民福利以及生产、教育等问题,向张澜做了介绍。

下午5点,毛泽东告辞,张澜将毛泽东送出大门后,非常肯定地对周围人说:“得天下者是毛泽东”(4)。

此后,张澜多次同他的儿女们谈到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感触:毛泽东态度和蔼诚恳,平易近人。而自己虽然出身贫寒,但高高在上几十年,沾染了士大夫习气,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平等对待工人。两相比较,真是自叹弗如。

毛泽东对特园的第二次拜造访是92,张澜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及周恩来、王若飞,并由民盟领导成员张澜、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作陪。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他勉励大家,“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并反复强调“和为贵”。席间,张澜和毛泽东畅饮具有西充地方传统风味的“枣儿酒”。张澜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毛泽东敏捷地征引陶靖节的《饮酒》诗,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宴中,鲜英的大女儿鲜继桢手捧纪念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手书“光明在前”相赠。大家深受鼓舞。

915,毛泽东又一次前往特园看望张澜,长时间恳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在承认党派的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上已大致达成协议。目前的症结仍为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此前,中共为力争和平,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对国民党一再让步,将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的整编比例由最先的41改为51,再改为中共军队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并同意让出广东、苏南、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八个解放区。但国民党方面仍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借口,表示“甚难考虑”。毛泽东除了介绍这些情况外,还谈到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张澜推心置腹地说:“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持一些净土!”(5)张澜提醒毛泽东:“现在,是你们与国民党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并主动表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赞誉他“老成谋国”。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向张澜谈到“内战不可避免,四川怎么办”的问题,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四川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通力合作,张澜欣然同意。最后,张澜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张国焘在四川,如果不是杀人过多,早站住脚了”。毛泽东回答:“我们纠正了。”(6

密谈之后,张澜立即兑现承诺。

他将毛泽东的希望转达给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民盟秘密盟员潘文华。潘表示:“面对今后蒋、共对峙局面,本集团除坚持与川康刘(文辉)邓(锡侯)团结外,还应加强与中共的联系,以抵制蒋介石的排斥与吞并。”(7)同时,张澜还特派张志和(共产党员)加强与刘文辉、邓锡侯的联系。

918,张澜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指出“目前商谈之中心,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惟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讨。但所做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事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吾人虽不获事先参预,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事之实。”(8

在中共的诚意和张澜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签订了代表和平、民主建国方向的《双十协定》。

1011上午,毛泽东飞离重庆返延安,张澜到机场送行,他对毛泽东说:“将来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你哟!”毛泽东连声“欢迎”,并说“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

毛泽东返回延安,但几次同毛泽东的长谈对张澜的影响很大。每当他回想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几次会面时,总是深情地说:“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惟一政党。”(9)在共产党人伟岸人格的感召下,张澜更加坚定了同共产党的合作,坚定了追求民主、和平建国的信念,坚定了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信心。

1946年是一个谈判年。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对这一年的光景做了一个悲哀而又激愤的描述:“中华民国整整一年的时间就耗费在这‘和谈’二字上面,而我们民盟去年一年的大部分精力亦耗费在这‘和谈’两字上面。所得到的结果是谈而未和。在去年一年中,不止国家没有民主,全国国民并且没有看见和平。这是国家极大的损失。这亦是民主同盟去年一年来工作的失败。”“民盟对政协会议,在开会以前,在开会期中,在开会以后,都曾用充分的诚意,极大的努力以争取成功。到今天回顾起来,政协会议是成功,而政协决议的执行是彻底的失败。”(10

1946年对于民盟是一个歉收年,但同时也是民盟的价值得以彰显的一年。由于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政治紧张,使得抱守中间位置的民盟充当了矛盾协调者的角色,在关键时刻它甚至成为双方激烈争取的对象,其政治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心取向的指针。这一年,张澜领导的民盟与中共的同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这一年是以紧锣密鼓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为开场白的。

会议筹开期间,国、共和民盟三方商定每方名额8名,但民盟包括的方面多,内部分配困难,周恩来获悉此情后,赶到特园向民盟领导成员表示,中共可以将名额让给民盟,要多少都可以。这种不分彼此的高度信任使张澜至为感动。结果,中共出让一代表名额给民盟,变成民盟9名,中共7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首席代表张澜商定,彼此步调一致,密切配合。

1946110,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中,民盟与中共默契配合,互相支持,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的政协代表提供咨询。

经过一个月的充分讨论和讨价还价,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5项决议案的胜利。但是“所有参加者和观察家都承认,这些并不是最后的解决。只不过是将来支付的期票。其价值将有赖于贯彻这些协定的诚意。尽管如此,在那心情忧虑的时刻,这些协定还是作为重要成就而受到了欢呼。这是可以理解的。”(11

果然,政协决议的期票并没有能够得到兑现。3117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说应“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该会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完全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法草案决议的各项民主原则。

对此,张澜在320答新华社记者问时严正声明:“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民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12

对于民盟的和平、民主呐喊,蒋介石不为所动。在他做好内战准备之后,终于全部撕开了伪装的和平面孔。

7月,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面目显现出来。

74,国民党在全面扩大内战的前夕,单方面宣布将于1112召开国民大会。而根据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应在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完成宪法草案之后再开。因此,中共于75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单方面确定的开会日期。同日,民盟也提出抗议,不承认其自行决定开会的非法行为。

同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闻一多。张澜悲愤万分,他在成都主持追悼会,含泪致辞:“假使政府还像一个政府,那就应该严办凶手及幕后主使人;假使政府要顾全自己的威信,也应该保障民主人士的安全。……李、闻两同志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赴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本人决步两同志后尘,为中国的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3)散会时张澜遭到特务袭击,头部受伤,全国为之震惊。

822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等特由南京专电慰问张澜。电云:

成都慈惠堂张表方先生道鉴:

报载十八日李、闻追悼会上,特务捣乱,先生受伤,谨致慰问。成都暴行,更证明昆明暗杀,为特务系统之所为;不粉碎特务系统,中国人民不能安生,民主政治无法建立。为民主必须反特务,愿先生共勉之。(14

1011,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后,蒋介石竟然下达如期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知。当日,周恩来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梁漱溟获悉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并宣布召开伪国大,绝望的惊呼“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同一天,张澜自成都抵重庆。在得悉消息后的1014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国民党占了张家口,马上就下令开国大,显然是不顾一切了。好像张家口一拿下,全国就没事了,其实是错误的。”“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中国的宪法已通过两次了,人民不同意还得再来。……国民党如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与其他的人合作。”并警告说:“如国民党硬要一意孤行下去……这对它是异常不利的。”(15

张澜到重庆后,吴玉章几度来访畅谈。吴老向张澜就国共关系问题表述了中共的态度:恢复1月停战时的军事态势,实行全部政协决议作为政治协商准则。吴老分析了民盟调解国共关系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是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分裂的方针。两位老人交谈中获得的共同看法是:坚持或是破坏政协决议,是顺应或是违反人民意志之分水岭。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是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作为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政党,必须信守自己的签字和诺言。

国民党单方面确定召开国民大会后,中共坚决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面”是否承认和参加国民大会显得异常重要,可以说,这是确定国大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而民盟又是“第三方面”的主要部分,“在这个关节上,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在‘第三方面’来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16)虽然民盟在口头上已经宣布同中共保持一致,但由于民盟内部党派众多,一向又不够团结,加之张澜不在南京民盟总部压阵,因此,形势的发展殊难预料。

国民党想尽一切办法,对民盟进行欺骗拉拢和分化瓦解的活动。民盟中委范朴斋117致函鲜英转张澜汇报情况:“近日政府拉第三方面,真是无孔不入,笔难尽述,证明了政府主要只在拉拢第三方面,交出国大名单,就算达到目的。”面对国民党的拉拢分化,“目前第三方面阵营尚稳定,但这并不保险。”(17)民盟总部希望张澜能尽速南下,以其出众的威望驾驭各方,控制局面。但张澜还是决定暂留重庆,以表示他拒绝参加本次国民大会的决心。

民盟内部的形势越来越不稳定,先是青年党归附国民党,继而民社党也被拉走。民盟总部的黄炎培和罗隆基感到“镇不住纸”。

在关键时刻,周恩来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领导人建议:对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样的重大问题,应向主席张澜请示。民盟总部当即与在重庆的张澜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坚决地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民盟总部当天发表声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但张澜对此仍不放心,直到这次所谓国民大会1112召开,张澜在报上见到了民盟拒绝参加的消息,才安然成寐。

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这是民盟历史上非常绚丽的篇章。它证明了其政治上的纯洁性和主旨上的一贯性;就张澜而言,既体现了他高远的政治眼光,也表达了他信仰的坚定性和政治人格的完整性。在是否参加国民大会这一重大的历史关头,张澜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领导中国民主同盟走向了正确的历史道路,并使蒋介石妄图孤立中共,破坏民主团结的阴谋彻底失败。

11月中旬,张澜启程南下赴上海,他将在周恩来回延安,并且中共代表团也即将撤离南京的情况下,担负起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导责任。12月中旬,张澜抵上海,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极大关注。上海的政治气氛突然浓厚起来。

张澜抵沪后马叙伦等前来拜访,马叙伦说:“现在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我们必须建立与增强民主阵线。”张澜极表赞同,并欢迎马叙伦参加民盟,共同奋斗。这说明,伪国大的召开,已经促成了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分化和立场明朗化,民盟逐渐走出专是调停的中间主义立场,参加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民主阵营中来。伪国大的召开客观上促成了张澜和民盟的进步。

1222,在多个民主团体举行的欢迎茶话会上,张澜就民盟的立场、态度和未来主张发表谈话:“……民盟一贯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原则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办法是召开各党派会议,亦即政协会议,改组政府为联合政府,并由改组后之政府制宪整军。但政协后之种种打杀及一党国大之召开,已使政协精神完全消灭。民盟既参加政协,当有拥护政协的义务。惟其我们是超然独立的第三者,更没有参加这个分裂的国大的理由。这是政治的道德与信义,决不容背弃。民盟仍将努力促成和平,……谁要致国家于分裂、独裁、专政,我们就反对谁;谁反民主,即是背叛人民的罪人。”(18)这说明了民盟跟国民党的关系已经难于调和。同时也表达了即使无法与国民党协调,也不惜坚守政协决议的决心。

受国民党政府逼迫,194737中共代表团从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撤回延安。38,民盟发表《时局宣言》称:政府限令中共人员撤退,使“双方不绝如缕之和平希望,至此遂演成正式破裂”。“从此国内战祸势必扩大,双方仇恨因以加深,而非战区之人民恐不免遭受株连诬陷之悲剧。”宣言告诫蒋介石政府:“古训有云:‘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局诸公,其三思此义乎?”(19)话已至此,其决然与愤懑的心情一表无遗。

民盟的立场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相距日远,国民党开始对民盟磨刀霍霍了。

194753,反动报纸《和平日报》刊载国民党中央社文章,称民盟“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而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

对此,526冯玉祥在美国发表《告同胞书》,表达了他的愤怒:“张表方先生负全国的人望。总理(指孙中山)说:没有四川的保路同志会,武昌革命还需要推迟半年,一年也不一定。表先生就是领导保路同志会的大人物。因为他主张和平,不打内仗。现在把他看成眼中钉,这是什么道理?”(20

1028,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盟员按《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处理”。1029,国民党报纸发表《民盟参加叛乱真相》文件,对民盟肆意诬蔑,国民党中宣部长陶希圣亦公然对张澜进行诽谤。

115上午,在上海和成银行张澜住所举行民盟在沪中常委扩大会议,就黄炎培、罗隆基和叶笃义从南京携带回来,已被国民党“审议”过的解散公告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有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等人。楼下的屋子里,挤满了军警特务和记者。大家反复交换意见,最后决定按照国民党的指令发表这份“不可更改一字”的公告,宣布民盟自行解散。

解散公告是以张澜的名义发表的,这使得他内心非常痛苦,彻夜未眠。民盟是他一生事业之所系,是他用全部心血浇灌出来的一朵政治奇葩,是全国人民所瞩望的一面旗帜。而今,却飘散在自己手里。心有不甘啊!还有,民盟解散了,是自己签的名,不知内情的人会怎么看?他对叶笃义说:“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危。”

117,张澜以个人名义在上海《正言报》和《时代日报》发表声明:

本人忍痛于十一月六日通告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宣布民盟总部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21

张澜的声明,除表明民盟处境之艰外,实则是号召全体盟员转入地下,继续斗争。

宣布民盟解散是明智并且合乎情理之举,也是惟一负责任的选择。民盟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和平党”,在国民党的强制下,如果拒不宣告解散,民盟不仅无法再展开活动,其成员也只能是被捕、坐牢乃至流血牺牲。纵然民盟成员都视死如归,不顾身家性命,但这样做显然得不偿失,且并无太大意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民盟总部宣布解散是举手投降。对此,19481月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总结:“十月二十七日内政部发言人且宣布本盟为非法团体,并以暴力包围南京民盟总部,企图迫使我们承认它的‘伪宪’,同意它的‘戡乱’措施。但本盟同志,始终不为威武所屈。于是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乃悍然勒令本盟解散总部。到了这时,不但和平之门早被独裁者关闭,而且一切以合法公开的方式来争取民主的工作,已经无法进行,而不能不另行觅新的途径了。”

民盟过去在国统区公开成立总部,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承认民盟是合法政党,民盟可以进行合法斗争。现在蒋介石政府背信弃义,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不可能再公开进行斗争了。因此,公告解散,是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牺牲,另觅新斗争策略的正确决策。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环境和结果以及思维方式,去要求60年前一个手无寸铁的和平党与暴政硬抗,显然是有些苛求前人了。

另有观点认为,民盟被迫解散是一大挫折,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

如果民盟之目标是求得生存,那么它被解散当然就是挫折。然而民盟生存的目标,是反对阻碍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蒋介石,是为国为民。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反对“戡乱”,蒋介石政府必然不允许民盟存在。它在不能公开活动后,通过其他途径继续战斗是理性的选择。另外,一般理解挫折,多是指主观方面的失策造成的损失。民盟总部被解散,是蒋介石政府的武装强制解散,不是民盟的主观错误。中共代表团被蒋介石强迫撤退回延安,并没有人认为是中共的挫折。相反民盟被迫解散在一定意义上暴露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

还有人认为,解散民盟是民盟一部分人的责任,甚至直接认为是张澜的责任,并进而扣以“动摇分子”的帽子。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前面有述,解散民盟是民盟中常委会议的一致决定,不是个人所为。张澜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1946年,他同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开除出盟。19477月,他对国民党政府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及蒋介石发表的“剿匪建国”广播演说公开抨击。116,张澜虽然不得已签署解散公告,但次日就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号召全体盟员及时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斗争。随后在国民党武装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仍然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起,筹划转移香港恢复总部。对民盟解散进行简单定性并将责任推给张澜,是对张澜不公允、对历史不负责的。

民盟被解散,罪在蒋介石政府。当时新华社就民盟解散发表的时评,标题就是《蒋介石解散民盟》,点名谴责蒋介石。114,北平《新民报》发表47名教授的联名抗议,标题也是“政府压迫民盟”。甚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指责蒋介石。他们的矛头都是针对蒋介石的。民盟解散,是蒋介石政府在穷凶极恶时的必然举措。就民盟而言,也是危难时刻的现实选择。

民盟被解散后,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张澜支持下秘密赴香港,主持恢复民盟总部。1948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民盟和中共密切合作。张澜虽在上海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仍坚决支持民盟三中全会的路线,并积极筹募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

民盟的被迫解散也留给张澜以深刻的思考,铁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在中国的国情下,和平改良的民主政治道路是行不通的。从而促进了对中共革命道路和模式的认同,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实现了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高度一致。

张澜在上海被监视期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做了许多争取民心,积极统战的工作。

19484月初,已被免去四川省主席职的四川军人邓锡侯拜访张澜,张澜晓以大义,并嘱“重行掌握军权,做好准备,待机起义。蒋介石必垮,共产党必胜,你应早点回川,团结好地方各种力量,共同迎接解放。”(22

蒋家王朝面临末日之时,李宗仁代总统,企图以和谈拖延时间,妄图挽回败局。1949124,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请张澜出面调停。张澜坚决拒绝,认为:“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作调解人。”(23

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于1月底派代表杨家桢访张澜,张澜告以“蒋介石即将彻底失败,川康的问题要看自己的力量如何来做决定。”“时局两三个月后,就有大变化,最后决战在四川,快回去准备,好迎接解放。”(24

张澜的提醒为刘文辉、邓锡侯后来在四川的起义做了思想和战略上的准备。

1月下旬,张群就任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前,张澜告诫他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停止征兵征粮,更不要在四川打内战。张群回川后,遵从张澜的意见做了一些事,为四川人民减少了因战祸而带来的灾难。

上海解放前夕,经地下党大力营救,张澜于19495月得以安全脱险。他获得自由的次日,陈毅司令员百忙中亲自去向他致以问候。次月中共中央邀请张澜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历程中,他又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索引

1)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58/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41/民盟重庆市委文史委编印/1988.7

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397/人民出版社/1994.9

4)张茂延/《毛泽东与我的父亲张澜》/见龙显昭、郭光杰主编/《张澜纪念文集》/66/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5)吕光光/《毛泽东同张澜的会见》/见《重庆文史资料》/18

6)张茂延/《毛泽东与我的父亲张澜》/见龙显昭、郭光杰主编/《张澜纪念文集》/66/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

7)谢增寿、康大寿著/《张澜传略》/105/档案出版社/1992

8)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64/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9)沈自强/《毛主席与张澜先生会见的回忆》/《四川盟讯》/1983年第6

10)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266/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1)梁敬译/《马歇尔使华报告书》/1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12)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5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3)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22/重庆出版社/1985.5

14)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23/重庆出版社/1985.5

15)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5

16)于刚/《风雨渝州一席谈——忆吴老与张澜先生的一次谈话》/《重庆文史资料》/19/6162

17)赵锡骅著/《民盟史话(19411949)》/2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

18)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25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306-308/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0)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33/重庆出版社/1985.5

21)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35/重庆出版社/1985.5

22)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37/重庆出版社/1985.5

23)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40/重庆出版社/1985.5

24)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40/重庆出版社/1985.5


第十四节 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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