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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心路漫漫

发表时间: 2015-05-19 16:31:02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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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心路漫漫

  

认识张澜有很多种维度,而从思想发育的进程来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一个人的思想取向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性格、气质、家庭、时代、教育等。张澜的思想取向和人格发展也是多种因素交融的结果。张澜思想的最终归属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最高点,这一思想流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首先我们从横向概览一下张澜心理、思维的特征与方法。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张澜具有良好的气质与性格特征。如善良、俭朴、真诚、合作、坚定、顽强、耿直以及强烈的正义感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家庭环境:艰难的家庭生活,父母勤劳俭朴的美德,对劳动人民痛苦的感同身受,青少年时期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等,都在他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他一生体现出一个既放达而又传统的文人形象,如他总是身着旧布长衫,谨守着“四勉一诫”,同时他又有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强横”性格。

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有着难得的“群体”性格特征,如他充满责任感,做事光明正大、率直坦诚、无私无畏、不耍手段、不循私情等,这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团体的凝结剂。民盟同人范朴斋在解释张澜领导民盟的高明之处时谈到:“民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有人一定以为张先生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哪知恰恰相反,张先生的妙处,就在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他对人对事,老是那么一套里外如一的作风……在我以为他那种过于直率的作风,似乎很难收协调之效,而过后事实证明,倒是他的作风,维系了民盟的向心……”又说,“张先生的高明处就是‘直’,巧妙处就是‘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同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张澜自己曾经感慨道:“我最讨厌党,因为凡是一个党,都有强烈的排他性,现在我却抓了一大把党在手里,真太奇怪!”(1

而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人,张澜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政治品格。为官一任,勤政为民,清正廉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始终保持着为国为民不为私的公心。在威压面前刚正不阿、坚守信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直言敢谏、公正容人。同时他具有良好的政治智慧,其政治判断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这些都使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敬。正如后来一位政治评论家所说:“他是一位为真理而‘强横’到底的硬汉,正义之所在,从不曾为威武所屈,这种大无畏精神,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老而弥坚。”(2

在政治身份上,可以将张澜定位为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他思维和情感的归宿有一个基本的巢臼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他一切政治活动的行为动机,也是其思想不断进步的动力。

张澜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的人。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他办学、办报和用人等方面。如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和封建的奴化教育,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党化教育。在用人上不抱党派偏见,惟才是举。1917年他在省长任内任进步党人肖湘为代理财政厅长,文化界名流叶秉诚为省长公署秘书,任用原民初国民党员潘大道为政务厅长。他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并非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襄助,而是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政治视野,体现了对青年人的期望,对西方现代文化学习和探索的愿望和热情。

他的思维之所以具有开放性,因为他推崇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法。他以实际作为衡量思想对错的惟一参照。主张研究实际,强调现实关注,其思维特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在《怎样研究经济学》一文中,鼓励师生突破时忌,结合实际去探求真理。“无论就哪一方面说,我们不能抛弃了当前的实际,而只在书本里研究陈说。要把已有的道理深切了解,必定要用实际去对照它,要使已有的道理发展,或者说发现新的原理原则,也必定在实际中去用功夫。要使我们的学问是活的,切于应用,更非研究实际不可。”他要求广大师生以“不因袭、不保守、要求新、要前进的精神”研究与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3

从一个纵向的时间流程看,在张澜探索真理的旅途中,基本主张的是一条“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直到民盟被国民党打压而被迫解散后,张澜才充分认识到和平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而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同中共高度统一起来。

从张澜在日本提出的慈禧应退位而由光绪行使皇权来看,早期的张澜是一个具有改良思想的维新派人士。在四川保路运动时期,他不惧强权,勇于战斗,即使“砍刀临颈”、“洋枪抵胸”也一无所惧。但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立宪派人士,主张“非暴力和平取向”,“文明争路”。而在护国运动时期,他支持蔡锷的反袁举事,已经是一个具有共和取向的民主主义者。

五四时期是张澜的思想转型期。在他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值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年头。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风气下,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汹涌澎湃,社会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这时张澜虽然已年近半百,仍然刻苦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他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很欣赏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张澜一到北京即“颇闻人言社会主义”。他以极大的兴趣,本着“求新”、“求真”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欲一知其底蕴”。

1919425,湖南人梁乔山在《晨报》“自由论坛”栏发表文章,讨论社会主义。28日,张澜在“自由论坛”栏发表《答梁乔山先生书》,阐述他对社会主义及实现途径的认识,可以说这是他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步成果和探索中国未来出路的起点。他未明确论及社会主义的内涵,只是称之为“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其大要即以国家为资本者,以民众为劳动者”,“所谓以民众共同生产者,仍以民众共同消费之,极端排除其独占,而求其生活之平等”。亦即社会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物质资料平均分配。并认为“此主义之公明正大,已为吾人所深倾服矣”。

在实现的路径上,张澜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那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同时他又感到,我国虽“产业犹未发达。尚无大资本家之肆虐,诚较欧美为幸。然频年变乱,地方不宁,百业凋敝,民众生计之窘苦十倍于欧美工人”,加上“物价益昂”、“政治恶劣”、“游民繁滋”、“夺民之利”等因素,中国很容易发生这种“社会革命之祸”。他认为中国不能走激进的“社会革命”之路,并不是片面的反对社会革命,而是认为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经济、文化、思想条件尚不具备。倘若“果真能以社会主义而为社会革命,忍须臾之痛,能得长久之安宁虽痛亦何害。”但今日中国“民智不开”,“民气浮动”,“游民日增,生计日蹙”,“一旦社会主义之潮流汹涌澎湃而来,盲动盲从,徒袭社会主义之名词揭社会主义之旗帜,而肆行其掠夺杀戮之惨,其祸之广延迅捷,为有十百倍于近年之以土匪而冒护法靖国之名荼毒地方者”。故他认为通过革命的方法来立即实现社会主义,有拔苗助长之弊。主张通过渐进改良手段打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羡社会主义之善,而欲聚见实行,揠苗长者必有立槁之忧,斯则鄙人所为鳃鳃致虑者也”。可以说,他是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理性。

随着与各种新思潮的接触和对北京政府了解的加深,张澜对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开始了深一层的思考,并朦胧潜生出一种新的政治历史观。他在《答梁乔山先生书》中写到:“数年以来,常觉人类之至不平等者,莫如以少数人垄断权利而役大多数人如牛马。”他看到了中国政治与“财产阶级”的关系,指责当时中国兴起的“实业者”是“贵族实业、强权实业、其实无与于民众”,他们“不惟不求所以利民,而反夺民之利。”他们“无一非政治当局、资本与政治合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于政治之恶劣而积怨毒,更对于财产阶级而生其不平。”可见,他看到了基于财产不平等而产生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那么,如何才能革除社会弊端呢?首先,他寄希望于宣传,希望对社会主义有所研究的人士能“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发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以致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其次,他寄希望于政府自改,要求政府能切实“去其官僚政治敷衍之积习,及其营私罔利之心,而为民众谋福利”。政府应将其政策“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速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发展”,使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徐见于事实”(4)。可见,张澜关于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见解是主张通过改良手段,通过发展实业、教育和政府主动革新来实现。

在当时,社会主义作为与旧制度相对立的新事物,无论是哪一个流派,北洋政府都是不欢迎的。而张澜作为北洋政府的朝中之人,宣扬社会主义更要冒风险,正如后来张澜回忆:“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我以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我遂写文一篇,登于《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曰:‘表方,你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5)国人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文字见诸《晨报》,当属梁乔山、张澜的讨论为最早。体现了张澜追求真理,秉笔直言的精神。

可见,张澜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已在逐渐深化,他不仅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阶级基础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还试图从新的思想和理论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虽然他这时还是力图依靠和平的、经济的和文化教育的手段来求得中国社会的改变,但这是他民主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阶段。

19261930年出掌成都大学的5年,张澜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水平。从他的文章和对青年学生的支持可以看到,张澜的政治态度已经从改良、中立而向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靠近。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初步的解析。产生这种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展开;如火如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另外,1929年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昭示的西方体制的穷途末路等。这些国内外事件共同演化成一种历史走向,对一向追求进步的张澜不会不产生影响。

张澜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植入成都大学,使当时的成大成为西南地区的思想殿堂。而张澜在鼓励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思潮的同时,自己也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并得出了许多科学的结论,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已经从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他在1929年先后发表的《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的出路》、《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等文章,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成果和思想升华的标志。在《怎样研究经济学》中,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只能给我们一些经济常识、零乱的经济说明,并不能给我们以整个的生产法则、生产组织的系统知识”,“简直可以肯定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还未形成一个很完全的知识,像物理学、化学那样,可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恰恰与这个相反”,它不仅对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各个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正确的“法则”和说明,构成了“很严整很精密的完全的”知识系统,而且用辩正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老的过程,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孕出的新社会形态——大同的共产主义。”(6)张澜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指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929523,成都大学举行5周年纪念会。张澜在《纪念会特刊》上发表《中国学生之出路》一文。该文系统表达了张澜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认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前景、依靠力量和学生们应该选择的道路,是张澜这一时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张澜在文章中首先描述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指出:“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经济,而决定政治、思想、道德、风俗……之命运的因子,也是经济。所以要从经济方面着手,对于社会的改造,才有‘纲举目张’‘百废维新’的效力。然则怎样改造经济呢?”接着,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危机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解读:“造成中国现在生产不能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之入侵,它不仅抢劫了中国,使中国贫弱,没有原始资本,并用大资本的力量来压迫中国的小资本;而且帝国主义的富强,是建筑在中国的贫穷上面”。“帝国主义为继续其自身的存在,不能不在经济压迫之外,再用政治阴谋来阻止中国资本的发展。因此,它要利用新旧各色的军阀官僚,以维持它在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得着的特殊权利,并延长中国的内战。军阀官僚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又必须尽量剥削民众,割据地盘,制造战争。于是原始资本更少,统一市场无望,而已有工商业,亦日趋于破产之途。如此,不独帝国主义的既得权利非常巩固,中国亦将永为它广大的商品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地带了。这是中国物质生产不能增进的原因,也是封建势力得以维持和腐化环境得以存在的原因。……要改造腐化青年学生的环境,要改造构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只有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的势力,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才能焕然一新,……”那么这种“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革命”将怎样进行,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张澜认为,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发展生产”的动力,而是成为“障碍生产”的阻力,它已不能代表人类社会的未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反资本主义运动,这不仅在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还在于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代表的“资商豪绅”同军阀官僚一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他们“不仅为军阀官僚的基础,而且为帝国主义的基础”,“他们的经济成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因而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他们同军阀官僚一道“站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那方面去了”。而“被剥削受痛苦的工人、农民、苦力、商贩以及一切贫穷者和劳动者等革命民众”,由于他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相反,所以他们在革命过后不会建设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不得世界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和革命国家的援助,帝国主义之打倒,必将成为不可能。”(7)那么非资本主义前途又是什么呢?根据张澜的学生张秀熟回忆,张澜曾在成大作过三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讲演,“每次都强调: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达到中国强盛、世界和平。”(8)在张澜的文章中,张澜树立了以“革命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思想,抛弃了过去坚持和实践过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主张。他认为恶劣的制度不仅使人同化于旧社会的“污秽龌龊”,更使人“积极造恶”。改造社会如果仅从个人下手,仅从个人的人格道德上做文章,那只能培养出一些新的军阀,新的官僚,新的学究。因此,要改造社会必先改造环境,改造旧的制度。五四时期,张澜将革命视为“社会革命之祸”。现在,他不但不再视革命为“祸”,反而认为“它将无疑地成为中国社会的出路”。抗战和重庆谈判时期,张澜的思想回归到以英美为典范的民主政治状态。产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3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威信;另外,他认为二战在本质上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运动,这使他淡化了对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性的认识,而视抗战为中国和平建国的历史契机。

因此,这一时期张澜的思想体现出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方面同中共声气相同,相互驰援;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自己独立的民主政治思想,坚持民盟在国共之间的中间位置。

抗战时期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以“抗战建国”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本出发点。“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才可以激发全国人民自做主人共同利害的责任心、爱国心和同仇敌忾心,……才可以迅速确实地把握着胜利。”通过政治民主,发挥政治潜力,充分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实现抗战胜利。

张澜的民主政治思想就其理论渊源而言,它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主体,汲取和柔和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种民主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范畴。张澜关于民主政治的设想“人人自爱,人人互尊,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期趋于平等。货取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力出于身,而不必为己。将来因社会财富之增加,人类皆富,人人皆乐,各遂其生,共享和平,以达到世界大同。”(9)这儿有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影子。张澜认为孙中山“民权主义是政治自由的民主;民生主义是经济平等的民主。”从而将孙中山的思想揉杂在自己的理论中。1940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和民主观。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治构成的基本部分”,在即将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将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10)。真正的国民,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1944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张澜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这不能不对锐意争取民主的张澜发生一定影响。

19439月,张澜在其发表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中,提出了关于民主政治的五条标准:1、主权一定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手里。2、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民众来直接讨论处理;或至少应由全体民众推选代表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国事,监督政府。(前者是直接民主,后者是间接民主)3、民众代表,应由民众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使人照名单推选,或加倍推选,再由党或政府圈定。4、地方人民及其代表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不可剥减其权力,也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5、一个国家,应有根本大法,即早日颁行有关人民权利义务和政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宪法之制定,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加议定,再开国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国家元首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变更法律。

根据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张澜提出了一系列实行民主政治的具体思路:国民党政府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政府一切机关,发挥天下为公精神,选贤任能,广延人才;精简各级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命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制止学生参加党派斗争;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各项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权利;健全法律,禁止特务机关对内的活动;实行经济民主化的原则,厘定人民合理负担,军队国家化,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194510月,张澜在民盟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第一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目前特点和今后发展方向的五点意见。这可以说是张澜关于民主政治实现路径权威而系统的表达。即:“一、……抗战阶段总算结束,此后将是和平建设的阶段。和平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条件,是在抗战过程中尽了力的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二、中国人民民主生活的实现,仍需要争取,……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艰辛。三、不论是民主生活的争取也罢,……乃至民主生活的保障也罢,都要切实依靠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本身的力量。捆绑在身上的锁链,只有自己能打碎,堵在嘴上的封条,只有自己能撕毁。四、所谓在抗战过程中尽了力的各阶层人民,就是把反动买办资产阶级和少数大地主阶级除外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应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无论争取民主、实现民主、保障民主,都要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自然这并不是忽视迫切要求民主的工商业家及小市民与广大的工人力量。五、一个民主的刊物,不仅要反映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意见,而且要组织体现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民的力量,使它集中起来,为争取、实现、保障民主而奋斗。”(11

张澜的民主思想其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建立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多党政治。是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为框架,以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楷模。他曾经明确指出“政治要学英美的民主”,但又具时代特色。他的“主权在民”的核心政治观点,其“民”并非只是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广大中国农民的庞大阶层。

必须指出的是,抗战时期张澜与中共的密切合作,并非出于他赞成共产主义。对于中共的主张,他当时还并不能完全接受,特别是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主张。民盟成立之初,张澜主张删除“十二条纲领”中影射中共的两条,是因为他看到中共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在抗战伊始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在抗战即将胜利,阶级矛盾即将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1945225,他在向报界阐述民盟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时指出:“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与之合作。”(1283,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说,民盟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力图阶级和谐,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发展。”(13)对于国民党,张澜主要是反对它的一党专制,而对它标榜的三民主义并不排斥。他指出:“国民党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然借训政之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也绝不与之合作。”(14)可见,张澜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尺度的。他的尺度,就是他一再阐明的“真正民主政治”,亦即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因此,张澜和他领导的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真正民主政治”作为评判国共是非曲直标准的,即采取所谓公正立场。只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是腐朽的,逆潮流而动,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顺应历史潮流,所以张澜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予以坚决反对,而对中共则进行合作。关于这一点,19457月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国民党当局对川康参政员的态度进行分析时,有过这样一句话,“张澜亦仅言希望民主团结,而非为中共张目。”(15

对于主张走和平道路、崇奉英美民主政治的张澜来说,1947116民盟的被迫解散,是其主张在中国失败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和平道路是走不通的,从而促进了张澜思想的迅速升华。实现了同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高度一致。

对于民盟的被迫解散,毛泽东在1948320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曾评价此事对于民盟的重要意义:“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事实证明:经此教训,民盟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了。”通过对这一教训的总结,19481月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迅速对纲领进行了调整,对此,张澜评价说:“民盟提出倾向中共一边的口号是及时的。”

194911月,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上讲话说,1947年,民盟解散,许多同志被捕,部分同志在本盟被迫公告解散后,到了香港并且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重新健全了领导中枢。“三中全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是随时代的进展,又向进步方向发展了一步。从这时起,本盟的任务更明确了。而斗争的方法,由和平合法的斗争转变为革命的斗争。”(16)这是民盟的进步,也是张澜个人的进步。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们追踪张澜思想发展的轨迹,是为了说明:只要是一个执着的求索者,肩担道义,心系民众,在现代中国其最终就必然归依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百川汇海、万流归宗的趋势。

索引

⑴范朴斋/《张澜为人怎样》/原载《人物杂志》/20/1947年第1

⑵《民主的舵手——张澜》/原载1946年《时事新闻》/创刊号

⑶《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8990/1991.12

⑷《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3437/1991.12

⑸《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34/1991.12

⑹《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88/1991.12

⑺《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9697/1991.12

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94/1993.1

⑼《张澜文集》/146/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2

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4-675/人民出版社/1991

⑾重庆《民主星期刊》/第一期/1945年10月1

⑿《民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原载《新中国日报》/1945.2.26/2

⒀《张澜文集》/22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2月版

⒁《民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原载《新中国日报》/1945.2.26/2

⒂《参字情报》15/23/1945.7.21

⒃张茂延/《我的父亲——张澜》/《革命史料集》/1/45/中共南充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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