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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与时代共进的知识分子 —— 纪念张澜先生诞生140周年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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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澜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是近现代以来,在国家形态结构重建中,知识分子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民主政治道路的重要探路人;从道德文化的角度看,先生秉持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其说仁行义、不腐不污的人格风骨,其弘扬传统文化原道的精神表率,堪为一代知识分子大家典范。

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思想的高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在民盟的老一辈代表性历史人物中,张澜先生可谓影响最为深远者,不仅是因为他是惟一一位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民盟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能够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宝贵特质的精神境界与人品学识,有着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及的思想高度和道德良知,为世人景仰,直至今日抑或更久远的未来,同样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人民日报刊登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短评,提出了“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为什么被冠以“人民观点”?为什么一经提出便在知识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并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乃至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因为文章探究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选择,在中国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结构变革,新问题、新思潮不断涌现的今天,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

知识分子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有思考的能力,更有思考的责任。今时今世,知识分子当应以何自立?是“安守本分”、随波逐流,超然于时代与改革之外,还是与时俱进、兼济天下,置身于时代与改革的洪流当中?答案显然应是后者。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发出的铿锵声音:“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张澜先生,也许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先生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生跨越四朝三代,在充满无数风险危机的社会人生磨难中,以国家民族大义和时代精神为依归,从思想观念到实践行为,自觉地完成了由专制农耕社会的学儒、官儒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回顾先生堪称传奇的一生,从封建王朝的“宦场志士”到共和国的“布衣高官”,从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文人墨士到与专制制度不屈斗争的“民主理念典范”,我们不禁思考,何以促成他如此巨大的转变?为何在历史转折的每一个关键岔口总能矗立于时代的前沿?我想,其中蕴含的应该是先生求新图变,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正如1954年“五一”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张澜先生的赞誉,“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

“与日俱进”源于张澜先生始终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执着信念。在近代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可谓不少,然而几经风暴,几经磨难,有的人退缩,有的人蜕变,有的人彷徨消沉,有的人销声匿迹,而先生始终以“兼济天下”为务,从无归隐山林、超凡出世之想,更无委曲求全、苟且偷安之举,以求真、守正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抱负,去实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社会政治理想。

张澜先生与友人话别时曾言,“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保路运动中,为保川汉铁路路权不失,他敢于面对专制的屠刀,即便刀枪加身、身陷囹圄仍然毫不退缩,令杀人如麻的“屠夫”赵尔丰也只能喟叹“张澜太强横”。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扶病悼念,谴责国民党镇压、摧残民主的丑恶行径,坦言:“本人步两先生后尘,为中国之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会后,他被特务击伤,却凛然无惧,“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通往真理的道路,往往是布满荆棘的,而先生始终无私无畏,孜孜以求,无怪乎陈毅元帅盛赞他:“立场始终坚定,敢说、敢为、不畏强暴,不怕生死与反动派作斗争”;“善于明辨事非,因此,才能坚持正义,永远与得人心者在一起,坚持与共产党亲密合作。”

“与日俱进”源于张澜先生把握历史脉搏、倾听人民心声的先知先觉。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先生是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洗涤和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面对大时代的动荡没有自闭于书斋,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演进的滚滚浪潮,用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去审视和思考社会的顽疾。早在官派赴日留学期间,先生就曾公开进言“皇太后还不退位,更待何时?”力谏慈禧退位还政光绪,变法图强,以其对时代发展的敏锐洞察和对国家社稷的使命意识,踏上了历史潮流的前沿。在先生看来,“民主政治的意义,简单言之,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先生坚信:“民主政治将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惟一极则”。正是有着对时代发展的准确把握和对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在历史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先生总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站在革命和进步的一边。

在张澜先生心中,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新期待为从政为官、开展社会活动的根本出发点。纵观先生的一生,无论身处哪个时期,担当何种历史角色,他总是在为劳苦大众的安危幸福奔走呼号,从不受任何团体、党派的制约。在先生看来,政党必须为老百姓服务,不管任何集团,只要他们的政策主张、实践活动对人民有利,他就坚决支持,否则就反对。毛主席赴重庆签订“双十协定”之时,曾登门拜访他,到了特园以后,从楼梯底下就开始和手上沾满污垢的雇工一一握手问好。见到这番情景,“张澜先生感慨万分,当时就对毛主席非常崇敬”,从而更增添了先生对共产党的友谊和敬重,并最终与之身手相携为中国之民主解放并肩前行。

“与日俱进”源于张澜先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张澜先生早年曾与维新志士一道,践行西方的先进理念,在四川广安“紫荇书院”(今广安中学)推行教育改革、传播进步思想。那一时期,广安“自由之说昌,平权之风盛”,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等观念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18年曾走进这所宣传革命思想、孕育革命种子的校园,沐浴新式教育带来的进步思想和革新开放的社会风气,成长为享有崇高威望的世纪伟人。在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跨越时空的界限,我们在两位伟人身上,发现了难得的思想共鸣。

张澜先生一生梦耽天下,求索不止,直至耄耋之年,仍言“18岁的青年朋友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是老要学”,从未间断对优秀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吸收消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26年先生出任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校长后,把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移植到成都大学,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开夔门:无论教师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一律惟才是举。到1930年,先生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扬的高等学府、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世人将他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相提并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先生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先后发表了《怎样研究经济学》等文章,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升华到了民主主义的崭新水平,完成了由改良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过渡。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许多像张澜先生一样的民盟前辈的学识风范、良知操守、人格魅力以及由之形成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在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民盟独特的优良传统。将其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是决定今天的民盟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更大影响力、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也是今天的每一位盟员必须坚守的理想信念。在张澜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表达对这位民盟前辈的纪念和缅怀,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先生留给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中领悟到最本质的东西,树立起人品道德和思想觉悟的时代标高,坚持与时俱进,作不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坚持与时俱进,作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时代进步的积极实践者,永远做有良知、有理性、与时代共进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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