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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民主办学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22:54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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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民主办学

  

国立成都大学是四川的第一所大学,被称为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它在四川的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的主体部分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以及“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

1926年至1930年,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虽然张澜不是成都大学的创始者,但成都大学的真正确立与发展,张澜功勋卓著。

张澜在成都大学任职期间,实行民主办学,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因而学校学术气氛浓厚,思想自由开放。张澜执掌成都大学,是他教育生涯中尤为精彩的一章。

1924年,四川军阀杨森掌握四川军政大权,任命傅振烈为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由于全国各地高师改办大学的颇多,傅振烈在杨森的支持下,于19256月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国立成都大学”,并招收了一批大学预科生。国立成都大学成立之初,遭到了原高师师生的激烈反对,原因是依照教育部的学制规定,高师应改为师范大学;其次,高师的师生们对母校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难以接受取消师范教育而改为普通高等教育的事实。就在成都大学为这些事情争论不休的时候,校长傅振烈却随着杨森被刘湘打败而离职,不过这一争论到张澜接任校长后依然继续着。为此,张澜致函成都高师学生会告诫学生们:“今日无论为国立高师,为国立师大,为国立成大,在校学生皆宜团结一致,以向政府争得国款开支,为最急切而重要。”(1

现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成都大学在同一地方并存,摆在张澜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成都大学得以生存和发展。在成都大学学生代表赴南充邀请张澜到成都大学任校长时,张澜即对学生们说:“四川是个大省,应该办个像样的大学培植人才,但目前只有一块国立成都大学的校牌和300多师生员工,既无经费,又无校地,寄居高师校篱下,我当校长又有何办法?”又说:“可以等一下,看将来‘四川善后会议’有何动静。”(2)张澜这时已堪称教育界知名人士,办学经验颇为丰富,深知问题症结所在。

192512月,“四川善后会议”在成都召开。在会上,张澜针对成都大学办学经费与校址问题提出建议,并据理力争。正如当初张澜对学生们所言,“善后会议”解决了成都大学的经费和校址问题,成大迁出高师校园,两所大学之间的争议也随之平息。虽然军阀们在兑现经费问题上大打折扣,但成都大学毕竟有了运转资金。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们以其思想意识而言,大多守旧,且封建意识浓厚,像刘湘就迷信神道,而且取法号为玉宪,还妄想用神权来统一四川。刘湘等军阀之所以热心和支持办学,并选择张澜,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的。

自袁世凯起,北洋政府政治权利的执掌者如走马灯般更迭,自1911年至192717年间,相继在任9届总统,32任总理,且政治时局动荡,军阀之间战争频繁,人民对此已心生厌倦,渴望有一个安宁的生存环境;各地占山为王的地方军阀对北洋政府的动荡不安同样感到难以应付,各军阀之间也希望偃旗息鼓,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况下,整顿和治理好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由于广大民众希冀一方安宁的强烈心愿、军阀割据势力的划分及中央政府的动荡,地方自治开始在全国兴起。地方自治兴于湖南,制定了省宪法,声明不受外力干涉,不允许外省军队进入湘境,反对中央集权。1919年后,各地纷纷仿效,自治省份渐渐增多,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民众政治运动,在北京甚至产生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和“自治运动同志会”,这些组织皆由各省委派代表组成。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声言自治的省份。张澜对于北洋军政府时期的政治状况曾这样评说:“北京政府年来为亡清之浮滥官僚、洪宪余孽、复辟罪魁所盘踞,而二三武人相把持,藉其大权,违法乱政,民心尽失,而于威信扫地无遗。总统命令,非得督军同意,则其效力不得出于京门。总理组阁,非有数省督军拥护,无论贤否,皆不能登台,政府根基脆薄之极。而民治之说日张,群众亦多觉悟,人民自决、省区自治之潮流,勃不可遏。窃计不出三年,中国必将起政治之大变。”(3)这段话是张澜1920年写给熊克武的一封论四川自治书中之一节。历史正如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的张澜所言,不久之后,北伐战争使北洋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自治运动的蓬勃兴起,在客观上对于广大民众在战火不熄的纷争时期起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的作用。

与自治运动相呼应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应运而生。张澜的母亲于1920822逝世后,张澜由北京返回南充。之后,张澜在从事教育的同时,致力发展地方实业,在这一过程中,张澜深感实用人才的缺乏,曾专门谈及此问题。他说:“南充要自治就要发展实业,那么“南充的教育也就不能不倾向实业。”(4)于是张澜兴办了各类实业学校,任白戈、罗瑞卿皆在张澜所办中学读过书。任白戈在回忆当时在校读书时谈道:“张澜办学讲实用,他在南充中学里还办了各种专业班,有农业班、蚕丝班、工业班、医学班、师范班。”(5)由于张澜在南充兴办实业和创办实业学校成绩斐然,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张澜的一位朋友曾致函张澜,称张澜在南充所兴办实业将与江苏南通媲美,当时南通兴办实业为全国之首。张澜谦称现在还不能与南通相比,但“南充人已经知道办地方自治是必要注重实业的了。从今发大心愿,努力前进,长江浩浩于滥觞,南充将来一定可与南通媲美的”。(6

由于各省自治的历史背景,以及张澜在自治运动中所展示的杰出才能,当刘湘执掌了四川军政大权后,当人们关注成都大学的校长人选时,原本就对张澜十分敬重的刘湘,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德高望重的张澜。

192646,张澜正式就任成都大学校长,全体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刘湘、刘文辉、赖心辉、邓锡侯等以及四川的知名人士齐聚一堂,向张澜表示祝贺。  

张澜就任校长后,首先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以广揽人才。在张澜看来,学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层次与水准,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一。基于这一目的,张澜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论教师的政治信仰如何,其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来自何省何国,惟才是举。这样,在成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党派人士。教授社会学的杨伯恺教授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黄季陆也被聘为教授。黄季陆1918年至1923年先后在日本宝应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多所大学留学,富有才学。青年党的建立者李璜曾留学法国,也被聘用。他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的教师聘用上都同样重视。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系的魏时珍,生物系的罗世疑、周太玄,化学系的曹四勿、林兆宗等,皆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教授。在社会科学方面,中教授有向楚、蒙文通、吴虞、林思进、余苍一等,教授文学概论的李人,教授历史的叶秉诚,教授经济学的张禹九等,也皆为当时学界名流。张澜聘用人才还有一大特点,即少长咸集。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曾济实,年仅26岁即被聘为教授,并任系主任。过去高师聘用教师偏重日本学成的人士,而张澜则不拘一格,无论日本,还是国内大学,皆惟才是举,予以聘用,相对较为注重欧美学成归来人士。在聘用外教方面,外国教师28人,英美各占一半。

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间随短,但组建了一个群贤毕至、各方人才齐备的高素质教师阵容,在当时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里排名第7。对于当时交通极不便利,信息相对闭塞,地处西部边陲的成都,能够建立如此规模的普通大学,实属不易之事,由此可见张澜在教育上的才能与在教育界的名望。

然而,张澜在聘用教师问题上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张澜在用人方面兼收并蓄,对此社会上各种言论颇多。当张澜欲聘请吴虞任教时,即遭到当时“五老七贤”之一的徐子休的反对,其称“吴又陵不忠不孝,怎能教书?”张澜予以反驳说:“吴又陵在北大双手打倒孔家店,怎么不能教书!”吴虞,字又陵,四川成都人,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少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之后成为反儒学斗士,曾任《蜀报》主编。1906年留学日本,1920年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吴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揭露吃人的“礼教”。“五四”运动前后,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等文章,大胆冲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他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聘用吴虞一事所引起的争议,竟然惊动省署出面干预,而张澜把省署转来的公文弃于字纸篓中,依然我行我素。张澜为了请吴虞到校任教,曾屡屡致函吴虞,吴虞则总是以老母需人侍奉为由婉拒,之后张澜亲自登门造访相请,吴虞才到校任教。

张澜兼收并蓄招纳人才的同时,在学校人员聘用制度上采用公开的聘用方式,组建聘任委员会,学校师资等方面的人员任免由该委员会负责执行。委员会聘用人员的议决准则本于《国立成都大学教员延聘细则》。聘任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议决方式为投票表决方式,以票数多寡决定取舍。委员会在每学期即将结束前开会,讨论和评定下一学期新聘教师的资格才能,以及待遇等问题。学校的高级职员同样须经过委员会审查核定后方能聘用。

公正贤明的选人方针与严格有效的用人制度,使学校教职员工的整体素质得到充分的保证,避免了任人惟亲、不合格教员滥竽充数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同样,张澜在聘用人才上不拘一格,以民主办学为准则,保证了成都大学师资队伍的强盛实力得以不衰。

在建立优质师资队伍的同时,从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出发,张澜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诸方面也大胆进行革新。1926年,成都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除原有的文预科及理预科外,成都大学设置的各个科系都开始招收本科生,包括中文系、英文系、哲学系、政治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教育系等。这是成都大学系级制的开始,至1930年,成都大学的系级制发展为院系制,此时,本科生的人数较之1926年时的96名已有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29年时即有本科生1344人。在课程设置上,分为必修科与选修科两个大类。选修科目较之于必修科目多,而且科目涉及面广,这样为每一名学生各自的特长和兴趣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在某方面学有所专的学生得以尽快成长起来。

张澜遵循民主办校的精神,对于校制也大胆进行改革。张澜亲自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大纲中规定,由校长、教务长、各科学长、总务长、斋务长、系主任、部主任以及图书馆馆长组成校务会议,它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议有实施决定各科系及校部机构的设置、变更和撤销,审核学校预决算,制定、修整和废止学校规程的权利。大纲中还规定校长要定时召开各科系教授会议、教务会议、事务会议,以利于在发现学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后能够及时予以解决。为保障教职员工利益和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学校制定了《教职员薪俸规程》和《教员延聘细则》;根据各科系的特点,还制定了文、理、法科通则。在张澜的努力下,成都大学在民主办校的精神指导下,一整套完整的学制制度得以建立,并力行实施。

当时的成都大学,可以说是各类思想流派与党派的汇集地。张澜曾在成大公开表示,要学习蔡元培北大办学的思想和方法,崇尚学术思想自由,形成学校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张澜允许教师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讲授课程。杨伯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授社会学,阐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张禹九在讲经济学时,讲演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在那个时代宣讲共产主义学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但张澜却予以支持,他说:“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底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究经济真理。并且社会主义经济学近来在各国大学中,都也有多人研究它了。即如戴季陶先生翻译《资本论解说》,胡汉民先生介绍马克思《经济学入门》,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共产党。‘反共’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拿反共来作为一种遮蔽真理底成见。”(7)在张澜看来,做学问与搞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做学问以追求真理为目的。正是出于这样一个观点,张澜对于持有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思想的教授宣讲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唯心主义学说,也不持反对态度。

对于学生们,张澜则提倡和支持他们组织学术团体及出版刊物。当年成都大学许多科系都有自己的刊物和团体:教育系有《现代教育》杂志和“教育学会”,历史系有《史学杂志》和“史学研究会”,经济系有《经济科学杂志》和“经济学会”,中文系有《文学汇刊》和“中国新文学研究会”,诸如政治系、体育系等都有各自的学术团体。在民主开明的氛围中,学生们的学术团体办得生龙活虎,经常组织和举办学术演讲会,聘请学校内外名人学者进行讲演。成大由于学术活动搞得生气勃勃,名声沸扬,凡有演讲会来参加者,已不仅是成大的师生,甚至还有外校的师生和社会人士。张澜对成大学生组织主办的学会和刊物非常重视,不仅经常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演讲会,而且还为学生们的刊物撰文予以支持。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怎样研究经济学》一文,就是在经济系组建的经济学会成立时所做的演讲。《现代教育》第一期刊行时,张澜撰写了《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作为该刊的发刊词。

张澜还倡导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学生自由论辩的学风。在成大的学生中,因不同的政治思想形成了三个派别,即国民党的“健行社”、青年党的“惕社”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19273月,成大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三派学生辩论演讲会。这次演讲会起因于国家主义派的“惕社”,为欢迎青年党的创立者李璜来成大任教,请李璜在会上进行演讲,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社科社的同学向张澜建议,既然是演讲,那么他们也可以参加。张澜认为这样很好,决定三个派别的学生都请专家在会上演讲。演讲会这天,张澜以及学校的不少教授都来了,会场上除了本校师生,还有外校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李璜首先开始演讲,他说道,国家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一个从前衰弱的国家,由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倡扬,国家逐渐强盛,并以此为例,要学生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来拯救中国;一个不是独立的国家,什么都说不上,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却侈谈民权、民生,什么主义也无能为力;而共产主义更是黄粱美梦,脱离国情,这将害国、害民、害己。杨吉甫教授代表国民党“健行社”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称,国家主义思想太狭窄,而共产主义的路走不通,即或如此,那也是遥远无期的事,惟有三民主义与国情相符,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实行。中共特支书记刘愿安代表“社科社”发表演讲,针对李璜的演讲,他认为国家要独立富强,这很好,只是怎么才办得到?怎样建设富强的国家?他觉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必须反帝反封建才行得通;同时针对杨吉甫的演讲,他认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新三民主义,是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主义,就是要联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要联合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工农大众的三民主义,这样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得国家独立,只有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奋斗,才能够真正反帝建国,才能建立一个和平、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世界。刘愿安的演讲刚结束,张澜就站起来,带头鼓掌,以示赞同,并连连称赞道:“讲得好!讲得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次演讲会是一次生动的具有说服力的政治教育辩论会,通过辩论,大多数同学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张澜在学术上倡导兼收并蓄,但是在其政治思想上却明显倾向革命,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时政予以剖析,他认为,“用革命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和数量的增进,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亦是中国学生的出路。”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学生对于这里改造环境开辟出路底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直接关系于学生底生活,间接关系于中国底前途,并且这也就是中国学生完尽其推进社会、发达文化之智识者的天职。”(8)出于这样的思想,张澜对于学校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总是予以关心和支持。有一次,张澜在谈及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社的看法时说:“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多诚笃君子,有志之士,有为青年,予与扶助,乃为国育才。古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9

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核心即由党团员组成,为有利于开展工作,在名义上直属国民党左派成都市南十六区分部领导。社科社一方面组织成员进行理论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高党的组织和战斗能力奠定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为扩大对外宣传的力度,还出版了半月刊《野火》。在出版之初,由于经费不足,一直未能刊行。张澜得知此事后,当即让学校总务处每月给社科社补贴50元出版费,而且自己私人给社科社资助了60元。由于张澜的支持,社科社的《野火》杂志才得以发行。《野火》杂志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宗旨,根据社会形势不断推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辩驳时事的有关文章。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全国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到屠杀,陈延年、肖楚女、李大钊等相继遇害,国共的第一次合作由于蒋介石的极力反共政策惨遭破坏,导致两党决裂。四川的地方军阀纷纷依附蒋介石,开始对中共党人进行迫害和屠杀。1927年底,成都教育界掀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各校纷纷罢教,军阀们撤换了一些学校的校长,四川最有名的中学省一中即由国民党的骨干分子杨廷铨接任校长。后来,杨廷铨在与愤怒的学生扭打中意外死亡(10),四川军阀政府于是以“杨案”为借口开始对在四川的共产党人进行屠杀和迫害。1928216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成都大学,将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按册点名,在与所持名单逐一核对后,专点了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李正恩、钱芳祥、王向忠、王道文、胡景瑗、韩钟霖等6人,并追问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成员,接着又有20多名学生站了出来。成都大学的30多名学生就这样被带走。当天同一时间,四川军阀还在四川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四川法政学校、志诚法政专科学校、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抓捕学生,总共抓捕教师学生100多人。被抓捕的师生中的14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当天下午就被枪杀。14位烈士(11)中成都大学学生有6人,而这14人中除白贞瑞、韩钟霖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甚至有些人还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四川军阀政府在事后却以省一中信函为由,诬称“杨案”系石犀社纠集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川师大导社、附中新青年革命团、法专共进社、省师赤锋社的中共党人袁诗荛等所为,所以一律正法,以肃党纪。殊不知省一中教员却登报声明该校与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并没有什么函件往还,将真相公诸于众。四川军阀恼羞成怒,竟下令封闭了省一中。

张澜在得知学生被抓捕后非常气愤,当中共川西特委请求张澜设法营救被捕师生时,张澜当即答应,并立即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刘湘,请他向刘文辉说情,而张澜则亲自去找刘文辉,但刘文辉托词不见。正当张澜设法营救被抓捕师生时,14位师生被枪杀的噩耗传来,张澜悲愤难抑。惨案发生后,烈士暴尸露野,无人敢去认领,张澜挺身而出,面见刘文辉等人后怒不可遏地说:“你们人都杀了,我们连尸都收不得吗?!”(12)之后张澜派斋务主任杨达章前去将成大学生的尸首收埋于武侯祠旁的荒地中。

惨案发生3日后,张澜即致函刘文辉、邓锡侯,请辞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张澜在信函中指责军阀“大学事前未获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张澜提出:“在澜既不能预教育于前,以出学生于政党之狂澜,在学府复丧失其尊严,以堕教育事业之神圣,此澜所以引咎辞职,以谢邦人。”(13)张澜在同时发出的另一封《自行解除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函》中,对于成大当下的状况扼腕痛惜,他说:“回溯往日缔造之艰难,与关系西南文化之重大,年来共同维系,仗借实多,一朝别去,能无怅然。此后本校前途,尚希鼎力维持进行,俾至不坠,至感至祷。”(14)成大师生们在获悉张澜辞职的消息后,全校师生一致挽留张澜,形成了“挽张” 运动。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呈文军阀们,请求取消通缉学生案并敦促张校长复职。呈文写道:“当此西南文化根萌甫树之秋,求其名隆望重足以表彰士林者,舍张校长外,殊若无人。钧坐扶植文化,夙著热忱,决不能任张校长拂衣远蹈。是以特恳再行敦促张校长立即复职,以维学府进行,不特同仁学业之幸,西南文化前途,实利赖之。”(15)四川军阀们迫于各方压力,释放了在押师生,几个军阀头目皆致函电于张澜,挽留其留校。312,成都大学师生召开了欢迎张澜复职大会,在会上张澜发表了复职演说。在演说中,张澜毫无忌避地披露军阀政府制造惨案的动因,以及自己对于这次事件严重性的看法,他认为,此“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张澜在演讲中还谆谆教导学生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并以孙中山先生为例说明,“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才免得走入歧途,才不至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16)张澜的讲话对学生们的思想是个很大的启迪,“ 二·一六”惨案后学生们注重实际,注重理论的学习,对于革命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29年,成都大学为建校5周年举办了纪念活动。包括举行了39个项目的运动会和128个文娱节目的演出。纪念会期间,来宾达到几万人,盛况空前。张澜在纪念会特刊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出路》一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学生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剖析,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现在的学生,必须使用科学的方面,来消极地排除改良主义,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并纠正建设科学发达教育提倡道德那一类片与精神的改造主张(莫要误会为根本地反对建设科学发达教育等);积极地研究历史的发展,社会底进化,革命底方向,易造成以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这是学生将来入社会后不致与旧社会生活同化,而反可创造新生活以推进社会发展文化底有效保证。”(17)张澜作为一校之长,始终关注学生们革命动向、学习的思想意图及方式方法,可谓效尽拳拳之心。

四川军阀政府对于成都大学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始终心怀余悸,但碍于张澜的声望又无计可施,于是试图以3所大学合并为名,既排斥了张澜,又裁撤了成都大学。此提议于19283月即提出,因时机不成熟,暂时搁置。1929年,刘湘与刘文辉两个军阀开战时,刘文辉为了有利于与刘湘争夺权力,遂于当年523日由教育厅发出合并公文。张澜对于四川军阀政府所为早已了然于心,于是再次提出辞呈,并于19308月离校去往重庆。

张澜在任成都大学校长期间,将一个几乎只有一块牌子的大学办成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他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高峰时期。张澜由一个晚清时的维新变法者,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思索进取,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成为一个民主革命的革命者,并以民主为先导,倡导民主办学,主张学术自由,为学校师生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因而使成都大学变成一个高素质高质量的高等学府,并名列全国高等大学的前列。

索引

⑴《张澜文集》/74/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⑵《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26

⑶《张澜文集》/4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⑷《张澜文集》/52/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1

⑹《张澜文集》/54/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⑺《张澜文集》/8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⑻《张澜文集》/97/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⑼《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27

 1927年底,成都教育界掀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运动中各校纷纷罢教,军阀们对此强加抵制,并撤换一些学校的校长,省一中即由国民党的骨干分子杨廷铨接任校长。省一中在当时是四川最有名的一所中学,省一中的学生们纷纷拥护教育厅提名的焦尹孚任省一中校长,焦尹孚为该校英文教师,留美留学生。于是学生们反对杨廷铨接任校长,不准其进入学校,杨廷铨则调动军队蛮横进入学校,在军队的弹压下,杨廷铨强行开除了反对他的许多学生,不久学校放假。新学伊始,军队已撤离学校,学生们在开学之时,要求杨廷铨恢复被开除同学学籍,并质问杨廷铨为什么要武力霸占学校?杨廷铨依然采取强横的态度,竟导致与愤怒的学生产生扭打,在扭打中杨廷铨意外死亡。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⑾ 十四位烈士是:袁诗荛、周尚明、李正恩、龚堪慎、王向忠、郭翼棠、张博诗、王道文、胡景瑗、石邦榘、陈选、白贞瑞、钱芳祥、韩钟霖。

⑿《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82

⒀《张澜文集》/79/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⒁《张澜文集》/8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⒂《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183

⒃《张澜文集》/83/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⒄《张澜文集》/9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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