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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兼容并包

发表时间: 2015-05-29 16:28:48

作者: 民盟安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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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兼容并包

 

如果选择中国现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辛亥革命后的几年必首屈一指。

辛亥年之前,满怀富民强国宏志的仁人志士,为苦难深重的民族设计着种种振兴之路,到20世纪初,心智的汇流凝聚在一个结点上:推翻清王朝,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人们似乎找到了一条明晰而现实的方向,满怀激情和希望的奔忙着。终于,在抛洒了无数的头颅之后,民国建立了,共和实现了。然而,保皇党的顽固、政客的狡诈、书生的单纯以及社会的复杂,使中国交织在巨大的混乱、阴谋和复辟之中,那个理想中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激情的辛亥革命过后是令人窒息的政治沉寂。所有的设想都尝试了,忧国忧民的人们为此而心力交瘁。甚至茫茫然,无所适从。一种绝望和沉闷的气氛在弥漫,失望者有之,自暴自弃者有之,走向无政府主义者有之。责任和信赖不见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1)哀莫大于心死!这种民众心态的无望和不负责任,显示出中国社会正陷入最深刻的危机。

日本人也趁火打劫,他们提出了毁灭中国的“二十一条”。对此,中华民族的心灵,除了无奈的振颤之外,似乎就只剩下麻木了。

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正在经历一个凤凰涅磐般的炼狱过程。它在考量着每一个爱国赤子的信念、毅力和耐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低估了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精神意义:那是黑屋子里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不能轻看了十月革命对古老中国的影响:那是夜的黎明,是昏暗中的寒光一闪,那也许是历史老人赐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遇。所以我们不无庆幸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为标志,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探索者们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以更勇毅的姿态开始了新的努力。

张澜便是这勇者之一。

19185月,身为四川省长的张澜无意于应付川境的军阀内战,来到北京寻求救国强川之路。他赶上了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主题所演奏的时代旋律,开始触摸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搏。他在其中经受着沐浴和净化,从此跟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捩点。

新年伊始,张澜参与主持《晨报》的日常事务。

他大胆改革,任用李大钊主持副刊,支持开辟“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先后发表李大钊的《战斗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劳动教育问题》等文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中国农村的黑暗,鼓动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191951,该报出版“五一劳动节专号”,赞扬世界工人反抗压迫的斗争,并庆贺马克思的诞生日。该报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马克思的奋斗生涯》,介绍《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译文。逐渐地,《晨报》成为同《新青年》齐名的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刊物。考虑到报刊对新思想传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张澜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角色。

这年1月具有分赃性质的巴黎和会召开,西方列强假惩处战败国之口,野蛮瓜分弱小国家的利益,把中国本应从德国手中夺回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是对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侮辱,是对中国人血性的又一次考验。张澜将内心的激愤和焦灼,通过《晨报》宣泄出来。52,《晨报》以《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为题披露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3日,《晨报》在“紧要新闻”刊出《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呼吸之顷”的最后时刻,呼吁中国政府与全体国民必须坚持斗争;4日,该报在“论评栏”发表《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提出三条办法:一、请政府致函赴巴黎的中国专使,坚不署名;二、请政府向和会宣布脱离关系;三、政府如让步屈服,则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5日,该报在“紧要新闻”栏以《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之行动》为题,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经过,并摘引《北京全体学生界通告》,其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6日,该报报道了学生联合罢课的情况,并发表《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的评论,阐明对学生罢课的看法,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7日,是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对华通牒四周年的日子,为此《晨报》将第二版辟为“国耻纪念”专号,激励人民为国权而斗争。

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国内兴起组织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向国外勤工俭学的热潮。张澜以高度的热情,支持青年学生们的这些活动。他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鼓励他们走出去,丰富知识,增长才干,探寻中国发展进步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大征兵,劳动力严重缺乏,15万华工赴法国从事军事劳役。法国人认为:大批的华工不仅可以帮助打仗,日后也可以帮助建设。这就需要教育。而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也想到,可以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使华工掌握法国先进的技术,这对回国发展大有好处。中法双方一拍即合。1916年,成立华法教育会。

选择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法国的生活费用低廉。当时社会上有学生“一等西洋,二等东洋,三等本土”的说法。官费留学,份额极少,机会又非常有限。于是,如何争取少花钱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到欧美等国留学,一年的费用要2000元左右;在法国,只需其三分之一,而在法国的外省,“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200多元”,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这给那些普通人家的青年带来希望。所以,留法勤工俭学,重点是突出其“俭”。另外,当时法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确实很高,在世界名列前茅。“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而德国、日本只是望其项背而已。

1919年蔡元培、吴玉章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真正使得勤工俭学成为滚滚洪流的,也正是这一年。“五四”运动,从内心深处震撼了每一个热血的中国青年。正如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反而使得大批热血青年的目光投向日本,掀起了留日狂潮一样,“巴黎和会”的失败,也使得人们注意到了法国。

按规定,资费一部分由华法教育会资助,一部分自筹,留法学生每人应交待工费4000法郎,以备到法国之初的生活所需。川籍学生报名者众,但多数学生筹资困难。吴玉章致函向张澜求助,张澜积极奔走,以四川省长名义会同教育总长商请交通部支拨川汉铁路股款利息,部分作为华法教育会基金,部分借贷给川籍学生。在张澜和吴玉章的共同努力下,19196月,首批川籍学生61人赴法;19208月,315名川籍学生赴法,日后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广安籍学生邓小平,正是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卷入这股大潮的;次年夏,又有500余名川籍学生赴欧。这些学生归国后,不少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1919年到1920年,全国近2000人赴法勤工俭学,境况空前。他们中有蔡和森、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李富春、陈毅等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英才。勤工俭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准备了卓越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春风吹拂着中国大地,张澜迎风而立。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心中升腾起一种充实感,有一种久违了的激动。古话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自己即将跨入知天命的年纪时,他终于看到了属于中国的时代曙光。当他得知四川青年王光祈与李大钊、周太玄等正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时,立即通过学生杜象谷约王晤谈。王光祈将学会的宗旨、信条等情况介绍后,还把包括有毛泽东、邓中夏等会员的名单交给张澜看,张澜看后极表赞赏地说:“这些都是人才,振兴中华的重任,只有靠你们肩负了。”此后,张澜经常去南池子王光祈住处,向王借阅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知情者回忆说:“五四以后,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出版渐多,光祈(指王光祈)亦曾购置多种,加以浏览。川中某公尔时在北平设省府办事处(按:张澜以省长身份设省长公署于北京),闻之,曾亲到南池子瓷器库(当时王光祈住处)渠假阅此等书籍。”(2

带着开放自我、探索新知的强烈愿望,张澜渴望了解世界各国。他尤其想知道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这个刚刚诞生的新政治制度试验的情况。1920年秋,张澜聘请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俄。在苏俄期间,瞿秋白寄回大量旅行通讯在《晨报》副刊发表,如《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各方面情况,丰富了我国人民对苏俄的了解,也使张澜备感振奋。

19208月,张澜的母亲在南充病故。惊悉噩耗,他日夜兼程赶赴家乡。归家时,母亲已经安葬。他强忍悲痛,将精力投入到地方自治活动中去。

在西方国家,地方自治是在宪政体制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地方政制特征。但在当时的中国,很难对其政治意蕴做简单的表述:它可以成为地方军阀托大的借口,也可以成为人民反抗腐朽中央政府的工具,还可以成为探索者们启迪民智、表达民意的政治试验。这时的张澜,在政治归属上是一个具有改良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其倡导地方自治的目的是多重的:既具有抵制激进“社会革命”的动机,又具有反抗军阀,逐步实现“和平社会主义”的企盼。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人权理论和地方自治理论结合起来,通过一种和平、改良的方式,逐渐实现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

由于吴玉章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张澜倡导的地方自治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并在客观上为四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早在张澜奔丧回川后不久,在同熊克武函信讨论把自治作为四川纷乱解决的办法提出时,张澜就把自己的主张函告过吴玉章,而后又把南充自治联合会的筹备情况向其详细说明。1921年秋,吴玉章来南充,他在“川北自治讲习会”的讲堂上,结合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宗旨,向“自治讲习会”成员和南充各界人士阐明了地方自治对改良社会、反对军阀专制的意义,还就民权理论做了宣讲,并对“南充自治筹备处”拟定的改组旧南充县政府计划进行具体指导。应南充教育界的请求,吴玉章还给南充中小学师生做了“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以反对军阀专制”的讲演。

在政治上,张澜本着“民治主义”的精神,“废督裁兵”,推进“县政改革”:实行军政分离,使军阀不得干预县政;贯彻民主选举原则,县知事由地方各团体公推,其下属行政处主任及其主管教育、实业、警察、团练等各课科长,均由地方各团体提名后由县知事聘任;实行司法独立原则,行政与司法分开;建立地方自治公所,取代旧有的团甲基层制度;每县派代表召开“大规模的全川会议”或曰“善后会议”,研究诸如裁兵、军饷、制宪等重大问题。他号召人民要以“革命之真精神”起来反抗军阀政府,则“军人的气焰自然可以压抑”,“从而逼迫政府上轨道”(3)。可见,张澜在实行“民治”的过程中,已经把眼光从寄望于军阀势力转而投向依靠人民力量。

在经济上,张澜倡导“发展实业”。通过他多方面的努力,南充地区的蚕丝业迅速兴起。产业的发展,直接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使川北的工人数量迅速达到4000多人,为南充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川北支部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文化上,教育救国一直是张澜的夙愿。在地方自治的旗帜下,张澜将一种新的理念贯注于教育之中。1922年张澜复任南充中学校长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为了让学生有所了解,张澜邀请吴玉章到校讲演。吴玉章以“中国青年的曙光”为题,向学生介绍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勉励青年接受新思想。张澜还倡议学生在课外阅读马列主义书刊,如《共产党问答》、《阶级斗争》、《向导》、《新青年》杂志等,并通过组织读书会、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对学生进行引导。

19264月张澜出任成都大学校长。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在成都大学广泛展开。他本人也在学习和思考中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更趋同情。

教育界此时流行德国柏林大学创建者冯波德19世纪初期提出的,大学“其目的不仅在传授已有之有限的学问,乃在聚集学者与材料,从事考察研究,以图学术之增进。”(4)蔡元培受其影响,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让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互相争鸣,自由发展,从而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张澜受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成都大学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和“民主办校”、“兼容并包”、“思想信仰自由”、“学术研究自由”的办学方针。

成都大学在张澜主持下成为一所极具包容性的学校,盛行思想自由传播、学术自由争鸣之学风。宣扬三民主义者有之,大谈国家主义者有之,鼓吹地方自治主义者有之,而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乏其人,如共产党员杨伯恺就讲授《社会科学概论》,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张禹九宣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学说。学生们则随意参加信奉各种主义的社团,有主张三民主义的“健行社”,鼓吹国家主义的“惕社”,宣扬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等。张澜特别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以自己的薪俸资助该社出版《野火》、《科学思想》等刊物,该社得以在成都大学校园内迅速发展。

当时的成都大学,各种学术团体、学术刊物比肩林立,有历史系的“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杂志》,中文系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会”和《文学汇刊》,教育学系的“教育学会”和《现代教育》,经济系的“经济学会”和《经济科学》,政治学系和体育学系的“政治学会”和“体育研究会”,等等。这些学术团体经常举行各种学术演讲会,延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出席讲演,不仅吸引了本校师生,而且外校师生和社会人士也经常慕名而来。

由于张澜采取“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方针和倾向革命进步,在客观上推进了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展开。中共在成都大学的党团组织和“社会科学研究社”发展很快,在1000多名学生中拥有70%的支持者,而“健行社”和“惕社”的参加者各不足百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人数也是成都各校中最多的,还是成都惟一秘密成立中共特支的学校。因此,成都大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堡垒”,更是“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5

在主持学校工作期间,鉴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张澜尽自己的努力做了很多掩护革命的工作。

1926年四川万县发生英国军舰炮轰居民的“九·五惨案”,川军驻防万县的宪兵司令、地下党员于邦齐英勇击退英军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等在成都创办《九五日报》声援,请张澜支持。他慨允出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以掩护该报。

1927年“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叫嚣“一个主义”,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川。724,张澜以学校名义发布《校告》:“至于大学为最高学府……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6)这对于当时的反共潮流无疑是极大的抗击。国民党认为张澜“宣传赤化”,派兵搜查他的住宅,他泰然处之。

1928216,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借口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廷铨淹死案,派兵包围并搜查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校,逮捕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同学多人,并于数小时内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就将袁诗尧等14人杀害。张澜闻讯,营救不及,既悲且愤,于是通电辞职。3月,经全校师生和各方人士再三挽留,张澜忍悲复职。

10月,刘湘、王陵基先后在重庆逮捕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20多人,张澜应地下党的请求,联系邵从恩、卢廷栋等共同营救,强调张秀熟等多为川中教育界知名人士,不得非法处理,并激发舆论声援,迫使刘湘将张秀熟等释放。

1931年初,张澜辞去成大校长职返回家乡南充,自请办理南充中学。在他的安排下,南充中学的教职工几乎全是他主政成大时“社会科学社”的学生。张澜还鼓励教师采用陈独秀的《勤论》和《俭论》等作教材。其结果“学生中年纪最稚者,也能明辨世界大势,认清革命与非革命两大壁垒。”“对于陈独秀,当年不惟蒋介石政体中人痛恨,即革命阵营中同志亦多认为他是机会主义分子,不屑道及,乃表老独对他尊崇而不稍鄙弃。”(7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入侵危机的加深,张澜对积极主张抗日的中共及其中国工农红军开展的革命活动更持同情态度,做了许多营救和掩护中共的工作。

1932年秋,中共党员于江震、李泛山等领导四川南部县升钟寺暴动,遭到失败,转移至南充、阆中等地,得到张澜先生的掩护。

1933年春节前后,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和宣汉一带建立根据地,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四方面军由一万人迅速发展到十万人。张澜与四方面军的王维舟素有往来,对他们在川北建立根据地,扩大队伍,取默许态度。然而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后,张国焘大搞军阀主义,推行极左路线,拒不与地方实力派搞统战,错杀了不少人。结果,不仅中产人家往外逃,贫下中农也往外跑,造成川北局势恶化。张澜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张澜19333月出川考察,借机结识爱国志士,联系地方势力,为抗日做准备。是年夏末考察归来,惊悉军阀杨森阴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内,他立即派人奔赴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信,使红军有所戒备。杨森为此亟欲加害于他,张澜仓促离南充赴成都以避之。

193310月,张澜因其威望被推举为“安抚会”委员长。他始终把募捐救赈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在发起社会募捐的同时,屡次致电当局发放赈款。他把四川的善后与建设作为关注的主要问题,此举当然也不会得到蒋介石的认同。最终“安抚会”不得不解散。

红军到达陕北,随着抗战局面的展开,中共鉴于张澜对革命的同情和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有意加强了与他的联系。

长期以来,张澜一直受共产党影响。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乃至亲属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如张澜的侄女婿王燕荪,是中共南充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张澜五姐的侄儿苏俊,与张澜同乡的袁观、冯全善,甚至张澜的女儿张茂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工作每常得到张澜的帮助和掩护,张澜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日趋进步。这其中,他的次子张的作用尤其显著。

张崿(19081938)字慕良,1915年入大林寺小学,1920年毕业,1923年入上海同济大学附中学习德语。在其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正值中国思想界进步思潮涌动,他很早就受到进步书刊的影响,心向革命。1926年张崿入北京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张崿到了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担任德国共产党内的中国党支部书记。1930年春,朱德、周恩来到德国时,张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请周恩来到中国支部讲话,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土地革命情况。张崿将周恩来的讲话翻译成德文在德共《红旗报》上发表。张崿经常在德国公共场合作报告,引起国民党驻德使馆的监视。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国民党驻德使馆对张崿的监视更加严密,张崿在德国站不住脚,在党组织的掩护下,转赴苏联。当时消息传到国内,误说他被捕牺牲,张澜闻之异常悲痛。

张崿到苏联后,被安排在共产国际宣传部,先后担任干事、秘书。在苏联期间,张崿常到工厂做工,参加过斯达哈诺夫运动,担任过组长,受过奖励。期间,张崿曾给张澜写过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决心献身革命、振兴中华的志愿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并介绍世界形势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封信辗转送达张澜手中时,老人悲喜交集。

1936年张崿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在张澜身边工作,通过张澜影响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以期做好四川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寻找机会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川北党组织。张崿回到家乡向父亲讲述了十年来的经历,张澜听了深感欣慰,嘉喜他走上了人生正道,并为此题诗《喜次子崿自欧洲归》:

 

游子音书断羽鳞,重瀛一旦作归人。

老亲乍睹惟双泪,异国远离已十春。

消息误传忧物化,瞻依如昔见天真。

时艰正是需才切,爱汝应知善立身。

张澜身边的张崿,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做张澜的工作。每逢党组织派人与张澜接洽,张崿总是“从旁协助,配合行动,自然默契”。

张崿于19374月受张澜指派到成都参加赈灾,被任命为赈灾专员。他在视察川北旱区的过程中,顺势访察了各地党组织,使一些问题得到解决。抗战爆发后,张崿敦请张澜和其他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了“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

张澜与张崿共同工作了两年,也享受了两年的天伦之乐。1938年春,年仅30岁的张崿因肺病不幸英年早逝。张澜极为悲痛,中共中央特派徐冰等同志前往慰问。

中共实现与刘湘的结盟并最终促成刘湘出川抗战,是张澜统战工作最为显著的成果。1935年春,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到四川,经张澜介绍给刘湘,开展对刘湘的统战工作,促成刘湘派代表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随后,张澜促成刘湘派王干青去陕北与中共中央沟通;中共中央也派李一氓为代表,到成都与川、康军政首脑联络。张澜受刘湘委托,同鲜英、钟体乾代表川、康方面与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协定,并由刘湘支助一笔现金,购买食盐、布匹、西药等大宗物资,运回陕北。

蒋介石曾派人到四川,带了一份准备在成都逮捕的200人的名单,示刘湘速办。中共地下党得知此事后,认为只有张澜能阻止刘湘,于是派人找到张澜,希望他能予以帮助。张澜坐在沙发上手捋长髯,沉思良久,未言一语,几分钟后,张澜说:你们回去吧,叫你们的人放心。随即张澜来到刘湘家,让刘晓之此事利害得失。刘湘当即向张澜表示,他不会批捕。送走张澜后,刘湘召见南京来人,奉送给路费让他们马上离开成都。

1937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在抗战和民主建国等共同目标引导下,张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

在张澜家乡,“张派”势力是中共组织发展的依托,中共活动的起伏与张澜的政治力量在南充的盛衰基本同步。1937年底到19386月,南充的政权、财权、教育都掌握在“张派”手中。鲜英任南充行署专员兼南充县长,张澜的好友奚致和管财政,教育界更是桃李满天下。这样的环境使南充的中共党组织如鱼得水,组织的恢复发展以教育界为立足点很快展开。1937年冬,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来到南充,在参加了南充专署举办的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后,被安排在南城小学任教,很快站稳脚跟。随即,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入南充教育、文化、宣传机构工作。19386月后,国民党势力开始渗入,鲜英不再兼任南充县长,国民党党部向各校派出军事教官,进行特务活动。19397月后,鲜英下台,奚致和去职,政府、教育系统中“张派”人物遭到排斥,国民党及其附属势力日渐得势。相应地,南充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抗战时期,张澜掩护下的建华中学一直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

建华中学是1938年由共产党员贾子群创办的,张澜任名誉校长,但学校事实上一直在他的庇护之下。建校初期,为了不给国民党以口实,中共南充中心县委没有派党员进入建华中学。从1939年秋开始,中共陆续委派袁观等十多个党员和张图南、张默生等进步人士进校任教。张澜对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予以默许和支持。中共党员被允许使用自编自选的教材上课,向学生讲授马列理论、党的抗战主张,介绍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党员和进步教师时常组织学生座谈时事,或举办救亡壁报,召开演讲会,抨击时弊,反对独裁。1940年后,随着国民党势力在南充的扩张,建华中学的中共力量被削弱,但仍然是共产党进行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1945年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之后,中共南方局指示贾子群:“要坚守建华中学这块川北党组织的革命阵地,扩大活动范围。”周恩来还授命四川地下党迅速建立一条地下武装通道,以南充建华中学为据点,勘察开发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的交通路线。许多中共地下党人以商人、采矿、采药等身份进入山区开展工作,组织民兵警备队、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有一个民办的社会救济机构——慈惠堂,由省内巨商、士绅捐款兴办。内设育婴所、养老院、孤贫儿童工读所、培根火柴厂、教养所等,养老育幼约两三千人,职工数百。1943年,张澜被选为慈惠堂名誉理事长。张澜由重庆移居成都,把慈惠堂作为民主活动的基地,并且把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安排在下属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育婴堂堂长肖华清,养老院院长李筱亭,女童教养所所长吴恩灼,培根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事务长袁观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在厂内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讲时事和革命道理,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袁观之弟袁钊在慈惠堂担任收租员,以便利用此身份到温江、郫县、新繁一带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张澜的大女儿张茂延(中共党员兼盟员)在川大念书,张澜在慈惠堂的家就成了川大党组织及学生中民盟盟员秘密开会的场所。

在上层,张澜配合中共利用参政会的讲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展开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

19387月,张澜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得与周恩来和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会晤,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更加了解和拥护。周恩来认为张澜在西南地区威望很高,希望他能协助党工作,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各界挽救危局。张澜表示同意。周恩来还指定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怡和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作为联系人。

1939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其内外政策的消极面明显增加。对此,中共仍以民族大义为重,赞成国民党政策的积极方面,批评其消极方面。当张澜得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时,往见蒋介石,当面质问他“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啊!”(8

同年6月,国民党制造湖南“平江惨案”,屠杀共产党人。88,张澜在重庆特园邀请董必武向各界民主人士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打破了国民党对消息的封锁。

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和中间党派参政员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现行政府的六大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保障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并成立“宪政期成会”。918,张澜等25人被蒋介石指定为期成会委员。会后,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全国性宪政运动。

1941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危机。国、共以外的各党各派为调解国共摩擦,制止国民党倒行逆施,决定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各种民主力量,反对独裁,促进抗日。张澜以无党派人士参加并于危难之际出任主席。从此,他领导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张澜因11月在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开罪于蒋介石而受到监视。但他毫不畏惧,仍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常来常往,商谈国家大事。

对于张澜敢于斗争的精神风范,中共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318,董必武在延安文化界人士会议上谈到张澜时说:“他富有正义感,很耿直,社会声望很高。”(9)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19454月下旬在慈惠堂一次盟员会议上,张澜讲话说:“外面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说得对,做得对,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赞成、支持呢?共产党就共产党,又怎么样!”(10

1919年到1945年,26年的风雨历程,张澜与中共情谊笃深。

索引

⑴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2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⑵廖友陶/《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先生二三事》/51/原载《革命史料集》第1/中共南充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1986.1

⑶《张澜文集》/6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2

⑷罗家伦/《逝者如斯集》/57/台北市/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⑸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16/重庆出版社/1985.5

⑹崔宗复编著/《张澜先生年谱》/65/重庆出版社/1985.5

⑺陈鸣西/《回忆表老二三事》/5455/原载《革命史料集》第1/中共南充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1986.1

⑻《重庆文史资料》/24/9596

⑼《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385/人民出版社1979

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7/139


第十三节 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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